文字起源研究的误区

2012-08-15李万福李蕾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4期

李万福，李蕾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系，重庆400067）

文字如何产生？虽然众说纷纭，但也有共识：文字是原始记事的发展。基于此，研究的主攻方向便是描写从原始记事到文字的发展过程，即揭示文字与原始记事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随着考古进展和研究深入，相承关系像迷雾一样日益消散，它遮掩的鸿沟则逐渐显现。文字果真由原始记事发展而来？

首先观察诞生过程明朗的文字。上世纪20年代诞生的竹书由傈僳族人汪忍波创造。汪忍波曾游学云南各地，懂东巴文、哥巴文和汉字。其自述说：“汉族、藏族、纳西族用文字记事，而傈僳族记事在木头上……有争论的时候，往往被会骗的人取胜，总是傈僳族遭罪……我才萌生了创造文字的念头。”［1］目的非常清楚：用文字记录傈僳语。谈到过程他说：“整天地刻刻划划，后来无意中在一块光滑的石板上划成了几个像字的符号，就这样，天天划个不停，竹片越划越多，就改用笔写，后来一共写了十二本。”经研究发现：“从竹书文字完全可以归纳分析出维西傈僳语的语音系统，没有声母、韵母、声调的点滴遗漏。这在云南几个音节文字，如彝文、哥巴文、玛丽玛萨文的音节表音中是极为罕见的。”［2］竹书与傈僳语音节系统整体同构，准确性和全面性超过汪忍波熟知的任何其它文字，只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难设想，汪忍波的目的明确后，首先就要在汉字那样表意与哥巴文那样表音之间做出选择。一旦确定表音，接着就是从茫茫口语中概括出语音系统，并将其符号化。表面看，他“天天划个不停”是创作和蓄积符号的过程，实质上却是归纳傈僳语音节系统并将其符号化的过程。至于880个符号的形体，仅有4%与汉字、哥巴文或东巴文相同。竹书显然是傈僳语的延伸，而非任何文字的发展。

竹书还吸取了几个现成符号，而谚文则与传统符号无关。朝鲜人长期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形成所谓吏读字。汉字毕竟不是为朝鲜语而设计，吏读字自然会使用不便。直到15世纪，学者们在李世宗率领下奋斗20余年，创造了共有28个字母的音素文字——谚文。创造者目的明确——记录朝鲜语。创制过程中，学者们先后13次前往中国学习音韵知识和记音方法。这显然是为了掌握分析语音的工具和寻求将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途径。至于符号的形体，则全部根据所表音素的发音方法或原理设计制作。例如“□”表示舌头接触口腔上壁，“□”表示发音时的口形。谚文的符号与任何传统符号没有瓜葛，只能视为朝鲜语的延伸，不是任何其它事物的发展。

反之，吏读字多半取形于汉字，万叶假名全部取形于汉字，它们就是汉字的发展吗？汉字在一世纪传入日本，在使用汉语、汉字的漫长过程中，日本人逐渐萌发出记录日语的想法。受朝鲜吏读字启发，日本人大胆创新：一是不管意义如何，只利用汉字的形和音记录日语中发音相似的音节，即所谓“音读”；二是不管读音如何，只用汉字的形和义记录日语中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即所谓“训读”；“经过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创造和努力……日本人逐渐摸索出一系列可以代替日文助词或助动词的汉字。”［3］八世纪初诞生的万叶假名，就是三大创新的成果。就个体看，音读字与汉字形体相同、读音相近，表示的内容截然不同；训读字与汉字形体、意义相近，而读音大相径庭。就群体看，音读字与日语音节系统吻合，这是汉字所没有的；就整个系统看，万叶假名是记录日语的音节文字，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意音文字。因此学者评价万叶假名说：“古代日本人通过几个世纪的实践和努力，从汉字中总结摸索出与日常口语语音相似的字音作为文字，创造了日本古代最早的文字”。［4］全部取形于汉字的万叶假名尚且是为记录日语而创造的新型文字体系，其过程被公认为日语的书面化；部分取形于汉字的吏读字，自然“是古代朝鲜人模仿中国汉字的结构方式，自行创造的文字体系。……是旨在解决口语书面化方面的重要成果”。［5］

诞生过程明朗的文字往往是语言的延伸，诞生过程不明的文字却一律被认为是原始记事的发展。原始记事有图画记事、符号记事和物件记事三种［6］，从而有三种文字起源理说。

一、图画分离说。在世界各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用于记事的图画时有发现。它们绘在岩石、兽皮、木板、树叶上，或单独记录完整事件，或几幅共同表现复杂故事，被称为图画记事。欧洲学者威廉·瓦尔博顿于1738年提出，图画记事是文字的前身。其观点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演绎成由图画而文字的理论。论者以为，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画面中的符号会不断增加，其中最常用的符号可能率先成为单字；随着单字的增多，按空间位置排列符号的图画式结构逐渐分崩离析，最终形成按语句方式排列的文字行列，从而成为文字。论者把阿兹特克人的记事连环画视为第一阶段；图画性很强的埃及圣书字视为第二阶段；符号简单概括的汉字视为图画记事发展为文字的最后阶段。

二、符号积累说。甲骨文诞生前半个多世纪，殷墟就是商的首都。商王若有图画记事的传统，必然留下大量资料。实际上，记事连环画和象形性很强的文字均杳无踪影。相反，从旧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起，就陆续有原始符号出土。因此我国学者往往排斥图画分离说，认为汉字由原始符号逐渐积累而成。例如鲁迅《门外文谈》说：“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耳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家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郭沫若则从中国推及世界，声称：“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7］

三、物件记事转变说。物件记事种类繁多，我国有学者提出，汉字可能由结绳转变而来；美国学者Denise Schmanbt－Besserat则认为，楔形文字由泥球记事转化而来。他说：早在9000多年前，两河流域就出现了用泥制小件标志不同实物的记事系统。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该系统发生两种变化：要么单独使用的泥土标志被钻上小孔，以便串在一起；要么若干标志装在一个空心泥球之中；用以表示每次奉献的物品或交易货物的种类、数量。后来受印章的启发，在每个标志装入泥球前，人们都用它在泥球表面压一个痕迹。于是即使不打开泥球，也知道其中的内容。这时泥球中的标志就显得多余了，从而为泥板的问世提供了条件。公元前3100年左右，压印了标志痕迹的平面泥板取带了泥球，文字就出现了。结论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的出现，代表着渊源于大约公元前一万一千年的记录系统在变革中的必然阶段。”［8］

在文字由原始记事发展而来的信念指导下，人们始终把寻求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作为主攻方向。论者以为，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和研究的深入，原始记事与文字的关系会日趋明朗，但事实恰恰相反。首先是圣书字破译后，人们发现文字与图画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象形性比甲骨文强得多的圣书字却有一个完整的表音符号系统，其精密性远远超过其它任何自源文字；例如“”“”“”貌似图形，却是典型的音符，表示辅音b、m、rw。象形特征用以判断文字的发达程度尚且靠不住，更莫说作为文字起源于图画的证据。并且阿兹特克人的图画记事至少使用了四五百年，根本没有分离为文字的迹象；而楔形文字、圣书字和甲骨文出现之前，苏美尔人、古埃及人、商人却没有使用图画记事的经历。因此“迄今为止所有的材料也都不支持‘图画而文字’的理论［9］。”符号积累说也无法自圆其说：一方面“在长达几千年的石器时代。原始符号根本没有大量积累起来”［10］。另一方面，中国境内只有500多种早于甲骨文的原始符号出土，即使武丁时代的巫师能够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也难以创造出多达4500字的甲骨文！事实上，“《新编甲骨文字典》所收3000多个字中，仅有40余个与原始符号形体相似，这意味着，即使甲骨文中所有与原始符号形体相似的字都来自原始符号，也有90%的原始符号没有跻身甲骨文，或者说甲骨文至少98%不是来自原始符号。”［11］物件记事转变说同样不可置信。泥土标志在两河流域使用了五六千年，好不容易积累起500余种符号。可是早期楔形文字的1500多个字符中，与泥土标志形体相似的仅仅33个。［12］即是说，94%的原始符号没有跻身楔形文字，而楔形文字又有97.8%并非取自泥土标志。何况字与泥土标志之间的差异远远不是符号的立体性或平面性问题。不过必须指出，物件记事转变说打破了文字只能起源于书写符号的思维藩篱，极富启发意义——既然实物符号可以转变为书写符号，难道说的符号不能转变为写的符号？

自源文字很少采纳原始符号，表明原始记事对文字的贡献不在符号本身，而在其它方面。原始记事是书写记录的鼻祖，当社会发展到需要记录语言的时候，启迪人们建立语言可以记录的理念，非它莫属。所以许逸之先生说：“过去讲陶文多注意其形体以求与后来的文字‘一脉相承’或‘同出一辙’。实际上符号之形体可能对文字之创始影响比较小，符号对文字创始之影响之大者在于‘符号之可以创作’这观念里。”［13］一个句子、一条短语、甚至一个词的书写，都可能把原始记事理念提升为语言可以记录的理念，从而使人们与汪忍波、李世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要害问题仍是将语言转化成文字，还是将原始记事改造成文字。许逸之先生指出：“由符号的应用进入文字的创始实在只有‘一念之差’，但是这所差之一念在心不在物。”［14］此言极精。但他认为心中那一念就是给原始符号确定读音，即“把符号接到语言上面去”，则与事实相悖。应该颠倒为“把语言接到符号上面去”。

从理论上看，原始记事发展成文字可能性小，语言延伸为文字可能性大。从有思想感情起，人类就有表达交流思想感情的各种方式，如语言、图画记事、符号记事、物件记事等等。“根据对生活在距今4万年前化石智人——尼人声道模型的测定，他们发不出清晰的［a］，由此推定，人类有声分节语言的出现不会早于4万年前。”［15］经“科学的方法，如碳－14测定年代，以及史前的气候资料和考古学的分析，使我们知道，最古老的岩画创作于距今约4万年之前。”［16］一块刻有符号的驯鹿骨，可能记录了时间推移的情况，表明符号记事诞生于3万年前。［17］山顶洞人葬礼使用的赤铁矿粉末，尼安德特人寄托哀思的石子，应是物件记事的雏形。即使以阿志里洞穴的彩色石子为起点，物件记事也出现在两万多年前。可见语言、图画记事、符号记事和物件记事，在各自轨道上运行了几万年。因其功能不同必然要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构。当社会发展到迫切需要文字时，它们中谁最容易演变成文字呢？

图画记事的基本原则是利用平面空间记录或表达思想感情；图画中，局部与局部之间一律模拟三维空间的原则，有大小、形状、位置之分；图形个体通常以具体事物为描摹对象，缺乏概括性。图画记事要发展成文字，必须突破三大难关：一是彻底放弃平面布局理念，所有图形按言语顺序排列成链；二是每个图形必须变成词符，大象与老鼠、宇宙与秋毫不分大小；三是需要充足的图形个体，数量应与词汇大致对称。符号记事主要是利用单个符号记录或表达思想感情，要演变成文字，同样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彻底抛弃单独使用的传统，要模拟言语用词构成句子的方式把符号排列成链；二是全部符号由表意符号转变为表词符号；三是大量增加符号，以便与词汇对称。实物记事演变成文字的困难最多。按Denise Schmanbt－Besserat说法：“用粘土标志的平面形象来代替标志本身，这是古代记录系统和文字之间的关键环节。”［18］这一关键环节仅仅把立体粘土标志变成了平面书写符号，或者说把物件记事变成了符号记事。发展成文字的道路，依然艰巨漫长。相反，“文字与语言是最为典范的异质同构关系”，［19］从语言到文字不需任何革命性变化。文字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编码，而语言编码有多种方式。像汪忍波、李世宗那样一下子设计出表音文字，难度的确很大。而把口头的词转化为书写的词，则非常容易。只要把一句话中的每个词书写下来，就能记下这句话；推而广之，所有的话都能记录下来。从口头的词到书写的词只是一小步，却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

简言之，原始记事发展成文字至少要闯三大难关，把表意图形变为词符只是其中之一。而语言延伸为文字只有一道难关，即把词变为词符。两者难度相当，文字的创造者岂会舍易求难！

从实践上看，由语言延伸而来的痕迹在自源文字中清晰可见。其一，自源文字与竹书、谚文一样，在相对较短时期内产生。“1922年8月汪忍波开始了竹书的创造”，［20］“三个月后创造出了三百多个字”。［21］李世宗1418年即位，《训民正音》于1446年刊印，其间只有20多年。两河流域是楔形文字发祥地，“欧贝德人可能是两河流域最早的居民。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塞姆人进入两河流域北部。欧贝德人和塞姆人均未大量使用象形符号。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进入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人吸收欧贝德人和塞姆人的文化，很快就有了象形文字……一些学者甚至假定，要么‘这种文字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要么是‘苏美尔人随身带来了词的文字的原则’”。［22］由于气候干燥，“尼罗河就像一部保存完好的编年体史书，虽然不是所有页码完好无损，但整体线索相当清晰。相对其它自源文字来说，圣书字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甚为明朗。”［23］而圣书字在第一王朝的出现依旧显得突然，以至大卫·迪林格认为：“它是被一位熟悉文字的人当作一个统一整体一下子人为地创立的。”［24］甲骨文是商代巫师的杰作，“商人曾多次迁都，已经发现的郑州商城无疑是其早期都城之一，它比殷墟早300年左右，面积也更大，遗址中没有发现一块有字甲骨；盘庚迁殷后的50年内，仍然不见文字的踪影；在有雄才大略的武丁执政的59年期间，甲骨文迅速崛起”。［25］自源文字的突然出现表明，其创造者像汪忍波、李世宗一样，选择了延伸语言的便捷坦途，没有选择改造原始记事的艰险小道。

其二，自源文字一般属于表词文字，表明创造文字的途径是把口头的词转化为书写的词。楔形文字、圣书字、印章文字、线形文字、甲骨文和玛雅文是世界公认的自源文字。“除古代印度的印章文字因为没有破译而无法归类外，所有自源文字都属于一种类型——表词文字”。［26］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却是字由词转化而来的铁证。若非如此，字词对应不可能在多种自源文字中同时呈现。理由是，原始记事中的符号一律属于表意符号，其意义相当于一个词、一句话、一段话、甚至一个故事，而言语又有篇章、段落、句子、词、音节、音素等多种单位。唯有用语言衔接符号，即把口头的词转化为书写的词，才能形成字与词对应的宏观局面。若用符号衔接言语，必有图形、句意符号、表词符号相混杂的情况。从而误入东巴文歧途，历经数百年也难以成为表词文字。

其三，多样化的造字方法恰与词的特征吻合，表明词的特征是设计字形的根据。一切符号都是能指（形式）和所指（内容）的统一体，而用什么能指表示什么所指又含有符号创造者的“动机”。常见的动机是能指与所指“表现出某种性质的共同性”。［27］记事符号是表意符号，以意义为所指，常见动机就是以形示意；字是表词符号，以词为所指，常见动机是以形示词。由于词是语音和意义统一体，字就有表意、表音和兼表意音三种动机。表意动机是表意符号和字共有的，而郑樵《通志·六书略》说：“画取多，书取少。”则划清了它们的界限。字形表现词义特征，而词义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概括的反映，因此字形通常比表意符号概括简略。如“水”、“木”只表现主要特征；“牛”、“羊”仅表现头部。表音则是记事符号没有而文字常见的动机。《卜辞通纂》第375片属甲骨文一期文献，其中“其自东来雨”（将从东边来雨吗？）一句由5个词构成。除“雨”外，其它四个词都是用表音法写下来的。据郑振峰先生研究，甲骨文献共有1229个假借字，其中957个未见记录本词。这种只被借用记录它词的假借字，占总字数的65%。［28］人们纳闷有那么多的假借字没有作为本字使用。其实许多假借字本身就是根据词音特征设计的。意音也是原始符号没有而文字常见的动机。据统计，仅甲骨文一期就有194个兼表现词义和词音的所谓形声字，而在整个甲骨文阶段，共有形声字319个，总数比象形字还多9个。［29］字形设计的表意、表音和意音三种动机，与词的特征全方位吻合。它们在早期自源文字中同时出现，雄辩地证明字由词转化而来。

此外，合文作为文字特有的书写单位，也显示字与词关系密切而与图形相去甚远。在以方块为书写单位的甲骨文和玛雅文中，常有几个字挤在一块的所谓合文。例如甲骨文“”（刀方）、“”（黄牛）、“”（三万），金文的“”（二人）。如果是用原始记事方法表示黄牛，只得画一条牛并涂成黄色；表示二人，通常要画两个人。而文字依仗语言，则能以词为书写单位。“三万”或“二人”虽然是词组，合文反映时人对词的认识还很幼稚，却体现了文字与原始记事的根本差异。

综上所述，创制过程明朗的文字，往往是语言的延伸而非原始记事的发展；自源文字创制过程虽不明朗，但从理论上看，原始记事发展成文字可能性小，语言转化为文字可能性大；从实践上看，没有由原始记事发展而来的证据，却有由语言脱胎而来的痕迹。可见文字的创造不是“把符号接到语言上面去”而是“把语言接到符号上面去”。因此，文字与原始记事之间根本就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寻求这种子虚乌有的关系，是文字起源研究最大的误区。

［1］汪忍波等.祭天古歌［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873.

［2］高慧宜.从傈僳族竹书之发生看文字发生的复杂性［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2）.

［3］［4］梁海燕.“万叶假名”的创造及其意义［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2）.

［5］朱松植.汉字与朝鲜的吏读字［J］.延边大学学报，1987，（4）.

［6］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1981，（1）.

［7］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44.

［8］［12］［18］王世元.文字的始祖［A］.语言与人类交际［C］.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12.112.111.

［9］何丹.论“图画文字说”的原始版［M］.浙江大学学报，20004，（5）.

［10］［19］［22］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J］.古汉语研究，2000，（4）.

［11］李万福，李蕾.积累说质疑［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8，（2）.

［13］［14］许逸之.中国文字结构说汇［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101.

［15］李葆嘉.人类文字起源多元发生论［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