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婷

(内蒙古财经大学 研究生处，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诸多文献研究既包括理论研究，也包括经验分析。本文从国外研究与国内研究两方面进行文献述评。

一、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较早且较为深入，在众多经济理论流派中，均涉及到税收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论述，此外，国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经验分析。

(一)西方经济理论的观点

有关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而展开的，西方经济理论流派众多，不同的理论学派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及税收对经济增长作用均有不同的观点。

1.古典经济学派

17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相适应的古典学派的税收理论对西方税收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William Petty(1662)特别强调税收的经济效应，反对实行重税负。William Petty分析了税收与国民财富、税收与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过度征收赋税会造成国家资本的生产力相应减少，是国家的损失。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Adam Smith(1776)认为要实现一国的国民财富增长，最好的政策就是给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充分的自由。Smith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中性的轻税政策，过重的税负会削弱资本积累能力，妨碍国民财富的增长。Jean Baptiste Say(1803)主张发展生产和鼓励生产性消费，限制政府的非生产性消费。他认为征税在本质上是国民所做的牺牲，是将社会用于生产性消费的产品或资本用于政府的非生产性消费，这必然会削弱社会的生产力。在他看来，过重的赋税会侵蚀资本，抑制再生产，从而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David Ricardo(1817)继承并发展了Smith的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反对重税的观点，他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资本积累减少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凡是阻碍资本积累的因素，均会抑制经济的增长，而赋税会降低资本的积累能力，政府应该尽量少征税。

总之，古典学派的税收理论是以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为基础，主张实行轻税政策。

2.凯恩斯主义学派

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受到质疑，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义应运而生。Keynes(193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理论，认为供给不能自行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自动地达到均衡。Keynes的基本思想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与大量失业，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市场调节本身并不能填补总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和实行宏观经济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解决失业与经济危机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中税收就是政府实施财政政策的有力手段之一: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下，政府可以采取减税措施来刺激消费与投资需求，从而抑制经济衰退。

Keynesianism反对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理论，主张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以财政政策为主。Keynesianism主张通过税收刺激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且更多地通过财产税而不是所得税来刺激经济增长。

3.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又叫“美国凯恩斯主义”，是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结合体，其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思想。在Keynes税收调节理论的基础上，Paul A.Samuelson(1948)认为，在实行累进所得税制的情况下，税负水平能够随着经济变动自行进行调整，从而抑制经济波动，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动稳定功能，发挥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Alvin H.Hansen(1953)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即“逆经济风向行事”，主张政府有意识的从经济状况的反方向调节经济运行，以达到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政府通过减少支出、增加税收的方式以抑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政府应该采用增加支出、减少税收的方式来刺激社会需求，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顺利发展，经济学家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专注于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问题，而是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Solow(1956)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等外生的因素所决定，通过对税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税收并不能影响经济增长率，虽然长期来看征税确实会降低产出水平，但不论税收会如何扭曲经济，均不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Cass(1965)和Koopmans(1965)发现对资本进行征税会使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降低，储蓄率下降，人均产出水平减少，但是当经济达到稳态之后，经济增长率由技术进步决定，完全不受税率的影响。

4.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又叫做“英国凯恩斯主义”，是在与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Joan Robinson(1962)、Nicholas Kaldor(1964)等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但是干预的方向主要不是直接或间接去增加总需求，而是调节收入分配，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收入分配的失调，要借助政府实施一系列的收入分配政策来调节不合理的分配。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没收性的遗产税、赠与税等，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不均等的状况。通过实行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可以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抑制社会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

5.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内生经济增长(endogenous growth)是针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长期经济增长归因于经济系统外生的技术进步这一结论而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思想是，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系统内部的力量决定的。Uzawa(1965)和Lucas(1988)构建了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不平衡程度。在他们看来，税收不仅减少了物质资本积累，还减少了人力资本积累，且对物质资本征税与对人力资本征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由征税所带来的扭曲效应将会持续影响经济增长率。Rebelo(1991)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发现提高所得税率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Pecorino(1993)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研究税收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认为所得税的净效应是降低经济增长率，且低于有效增长率水平。Devereux(1994)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表明，提高资本所得税、工资税与消费税，均会降低经济的平衡增长率。Barro，Mankiw，Martin(1995)在单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发现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的增加均会提高产出水平。他们认为，对物质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征税均会降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进而直接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

6.供给学派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高通胀与经济停滞并存的“滞涨”局面，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一经济问题。供给学派批判凯恩斯主义，强调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给方面，认为凯恩斯理论的国家干预主义、需求管理、赤字财政和高税收政策是导致滞涨的主要原因。Robert Mundell(1971)率先对美国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主张一方面应该紧缩货币供给量以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应该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为了说明税率与税收之间的关系以及减税在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Arthur Laffer(1974)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指出税率不仅影响税收收入，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政府要取得同样的税收收入，同时会有两种税率(低税率与高税率)可供选择，高税率会严重挫伤人们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削弱经济主体的活力，导致经济停滞或下降。所以应该实行大幅度的减税政策，而且减税并不会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供给学派认为供给决定需求，高税率会降低储蓄率，造成供给不足，通过减税来增加供给是最主要的措施。

从上述西方经济理论来看，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对于税收理论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分歧，古典学派和供给学派主张实行轻税政策，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则主张运用税收政策调节经济运行。

(二)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大多从平均税率、边际税率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eith Marsden(1983)采用21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基于数量分析方法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占GDP的比率每增加1%，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 0.36%。Koester，Komendi(1989)利用63个国家1970－1979年的数据，考察了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对经济活动水平和增长率的影响，得出在考虑平均税率后，提高边际税率会对经济活动水平造成负的影响。Garrison，Lee(1992)基于63个国家1970－1984年的数据，发现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均不影响经济增长。Plosser(1992)通过对24个OECD国家1960－1989年人均真实GDP增长率和对收入、利润征收的税收占GDP的比例的分析比较，得出二者的相关系数是－0.52，平均税率每增加0.05%，会使经济增长率降低0.4%。Scully(1995)基于美国1929－1989年相关数据，运用OLS方法对经济增长与联邦、州和地方税收占GDP比重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在宏观税负超过23%时美国经济增长率会下降的结论。Engen Eric，Skinner Jonathan(1996)研究发现税收确实影响经济增长，若把边际税率减少5%，平均税率降低2%，会使经济增长率增加 0.2%和 0.3%。Hall，Rae(1996)研究了增加政府支出和等量减税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认为采取减税政策更好。Karras(1999)基于11个OECD国家1960－1992年的数据，运用动态的时间序列模型，分析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哪种更适合描述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税率会降低产出水平，但不影响产出的增长率，因而研究税率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更适合采用新古典模型框架。Karras(1999)基于11个OECD国家1960－1992年的相关数据，研究得出宏观税负若永久性地提高1%，最初是使人均真实GDP下降0.6－0.7%，在之后3－4年内会继续低于其趋势值。

(三)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关于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国外学者大多是从对消费、资本和劳动征税的角度进行研究的。Devereux(1995)研究发现扭曲性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而非扭曲性税收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Mendoza(1995)运用1966－1990年18个OECD国家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大，这些税收每上升10%，经济增长率仅下降0.11% －0.12%。Corsetti，Roubini(1996)研究认为税收收入筹集的财政资金用于生产性的财政支出，会对劳动与资本的供给产生激励作用，所以税收对经济具有积极作用。Scully(1996)研究发现直接税与间接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分别为9%和11.3%时新西兰的经济增长最快。Daveri，Tabellini(1997)利用数学模型的推导，发现对劳动征税的扭曲效应要大于对资本与消费征税的扭曲效应。Milesi－Ferretti，Roubini(1998)通过对税收影响经济增长途径的分析，得出将闲暇加入模型后对资本、劳动和消费征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且财政政策作用有限。Kneller，Bleaney和 Gemmell(1999)通过对22个OECD国家1970－1995年面板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所得税与财产税对经济增长的扭曲作用很大，而消费税的扭曲效应很小。Naito(1999)运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所得税的净效应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使其低于有效增长率水平。Greiner(2000)通过数学模型的推导，认为对资本征税会抑制个人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对劳动与消费征税由于不直接影响个人投资，所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Widmalm(2001)通过对1965－1990年23个OECD国家的考察分析，得出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而消费税占总税收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Bleaney(2001)研究发现通过对消费征税可以为生产性消费融资，进而起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Branson，Lovell(2001)利用新西兰 1946 －1995年的数据，对税收负担、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最优税收负担的均值是22.5%，最优税收组合是65%的直接税与35%的间接税，达到这样的税收负担和税收组合会促进GDP增加17%。Lee，Gordon(2005)基于1970－1997年的跨国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税收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率与平均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税率每减少10%会使经济增长1% －2%。Steven F.Koch，Nike J.Schoeman(2005)通过对南非1960－2002年税收与经济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不可观测的经济变量后，降低税负会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降低间接税与直接税的比例也有利于经济增长。Jens Arnold(2008)通过引入税制结构指数，对不同税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对经济扭曲效应从大到小的各税种依次为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不动产税。Konstantinos Angelopoulos，James Malley(2008)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若减少对劳动课税，同时增加对资本或消费课税可以保持税收收入中性，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以经验分析为主，研究主要集中在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两方面。

(一)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由于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国内学者采用的数据及检验方法存在差异，对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多数学者认为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少数学者认为二者的相关性不大，税收不影响经济增长。崔国森，许建国(1996)通过对中国1985－1993年经济增长率与税收占GNP比重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总体税负水平(T/GNP)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但并不显著，税收对经济增长影响微弱。姚明珠(2004)利用1994－2001年的数据对中国GDP的实际增长率与大中小口径的税负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出GDP的实际增长率与小口径宏观税负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税收负担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的实际增长率下降0.458个百分点，但两者相关性较弱;中口径宏观税负与GDP的实际增长率之间也呈弱相关关系，财政收入/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的实际增长率就会下降0.425个百分点;大口径宏观税负与GDP的实际增长率的负相关性最强，政府收入/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的实际增长率就会下降0.367个百分点。偶艳(2004)选取中国1994－2001年的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税收的变动与GDP的变动相关性不大，减税并不能带来经济显著增长。李永友(2004)将政府支出纳入到研究框架，通过对中国经验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不考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税收负担每增长1%，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713%;而在考虑政府支出之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则由原来的0.713%降低到0.33%。宋效中，赵利民(2005)采用中国1985－2004年小口径宏观税负的统计数据，在考虑公共支出因素的情况下，得出中国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宏观税负每增长1%，GDP增长率将降低0.14%。刘军(2006)通过对中国1978－2004年经济数据的研究分析，得出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税收负担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下降3.866个百分点。

少数国内学者对税负水平、税制结构分别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赵志耘，杨朝峰(2010)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对中国1994－2007年税收负担、税制结构(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微弱，但经济增长对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的影响很大。杨中全，邹俊伟，陈洪宛(2010)将1989－2007年的中国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GDP增长率、宏观税负水平、税负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目前的税负水平是适宜的，但税负结构严重失衡，改变目前的税负结构比调整税负水平更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国内学者分别从直接税与间接税、五大税类、各具体税种等角度研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马栓友(2001)利用中国1981－1998年数据和最小二乘法(OLS)，对各种税收与人均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直接税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作用，应适当削减直接税，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刘溶沧，马栓友(2002)采用中国1985－1999年的数据，研究了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税收是通过影响投资、劳动供给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有限。范广军(2004)运用中国1981－1998年数据和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相关研究，得出直接税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间接税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但不显著，提高中国的直接税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增加间接税则不影响经济增长。纪志明(2004)根据中国1985－2001年的数据对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表明间接税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负相关，直接税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李绍荣，耿莹(2005)通过对中国1997－2002年间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研究，认为流转税类的税收份额对经济总体规模没有显著影响，所得税类、资源税类与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与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周劼(2007)对中国1985－2004年相关数据进行Cointegration分析，得出对资本征税会阻碍经济增长，对消费和劳动征税则促进经济增长。王大树，郑雅卓(2010)基于中国1997－2007年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VAR模型来考察直接税、间接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间接税相较直接税对GDP的影响更为显著，且为正影响;而直接税在短期内对经济不产生影响，长期内有负影响。崔治文，王蓓，管芹芹(2010)利用中国1985－2008年样本数据，对各税种所占税收收入比重分别与人均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流转税、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比重的增加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长，资源税与财产税比重的增加则会阻碍人均GDP的增长。刘海庆，高凌江(2011)基于中国分税制改革以来16年(1994－2009)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对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就税类而言，流转税与财产税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所得税和其他税不利于经济增长;就税种而言，车船税与增值税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城市建设维护税和个人所得税不利于经济增长。

三、文献评价及启示

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较多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是采用不同年份的时间序列数据做相关分析，找出其内在规律，大致可分为用全国的宏观税负与GDP数据做回归分析、用不同税种所占的比重与GDP数据做回归分析、用税收弹性系数与GDP弹性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等几种经验研究。从研究结论来看，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梳理可以得出: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对税收如何影响经济的阐述较早且较丰富。实证分析方面，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由于国别时期、选取指标、统计口径、数据、及研究方法等存在差异，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也各不相同。关于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致的结论是，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或超过一定规模后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关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研究结论，一是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着重要的影响，二是不同的税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

通过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可从中得到以下启示:一方面，税收对宏观经济存在着重要的调控作用，中国的税收政策应不断调整以适应动态的经济环境，既要充分发挥税收熨平经济波动的自动稳定作用，也要避免过重的税负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应保持合理的税制结构，在税收政策的完善过程中适当减少对资本和劳动的征税，加强对消费支出的征税，不仅可以满足政府财政需要，也可有效引导经济个体的行为选择，防止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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