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林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社会学理论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香港宁养服务见闻与思考

张朝林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宁养服务源于早期基督教组织的博爱理念，通过对临终者的帮助让其死得安宁。现代宁养服务借助工业化、城市化浪潮而快速扩张。因慈善组织的介入，香港的公共医院设有宁养中心，为香港癌末患者提供完善的临终服务。中国大陆的生命教育尚停留在对英雄主义的宣传，传统文化习俗对生死认识具有片面性，宁养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依然对癌末患者实行选择性服务。只有政府担负更多的责任，与民间宁养机构携手，才能真正维护临终期癌末患者的生命尊严。

香港；宁养服务；思考

说到宁养服务，①宁养服务（Hospice）一词源自中世纪欧洲僧侣、修士为长途旅行或朝圣者而设的休息地方，进而引申为今天为垂死患者提供的服务。（国内称临终关怀、香港称宁养服务或善终服务、台湾称安养服务、国外称姑息治疗）是指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估、疼痛治疗和控制其它症状，包括生理、心理、社会和灵性困扰，来预防和减轻身心痛苦，为“癌症、晚期、疼痛、贫困”的居家宁养的患者提供的专业化服务，旨在改善罹患癌症患者及家属的生活质量。要从英语的“hospice”说起，西方称之为姑息治疗，是“对那些对治愈性治疗不反应的病人完全的主动的治疗和护理。控制疼痛及有关症状，并对心理、社会和精神问题予以重视。其目的是为病人和家属赢得最好的生活质量。”日本称为“安宁疗护”，中国内地叫作“临终关怀”，香港谓之“宁养服务”。由于本文缘起于李嘉诚基金会资助的考察活动，内地和香港的宁养院或宁养中心皆李嘉诚基金会资助，故对其纷繁的概念统一为“宁养”。

一、访问日程与考察内容

2010年11月，受李嘉诚基金会邀请，笔者作为“全国宁养服务考察团”成员赴香港进行历时一周的考察学习。团员由李嘉诚基金会“人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办公室社工服务项目②是李嘉诚基金会捐资支持的为贫困癌症患者提供免费镇痛治疗、心理辅导、护理指导的临终关怀医疗机构。基金会每年为每所宁养院捐资120—130万元人民币，配医生、护士、社工、司机等5—7人，医院承担工作人员的工资等支出。的组织者、宁养院③全称为“李嘉诚宁养服务社会工作规划”，旨在通过国内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该规划由李嘉诚基金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于2010年5月共同倡导。的社工和参与宁养服务的高校教师代表组成。长春工业大学有幸被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办公室、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选定为试点学校，④参与宁养服务社会工作规划的学校有复旦大学、深圳大学、长春工业大学、湖南长沙民政学院、新疆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北京大学（2011年退出）等6所学校。笔者才得以有机会赴港考察学习。

考察团在港期间考察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走访香港宁养院、慈善机构。先后参访的宁养院和慈善机构有新界屯门医院宁养中心、东方日报青少年安养中心、九龙基督教联合医院宁养中心、赆明会、香港大学蕉琴医疗服务中心、柴湾社会救助中心、柴湾青年慈善社等多家社会服务机构，并与各受访单位的专业人士、社工、义工进行座谈交流。二是参加“珍爱生命——宁养服务与慈善关怀”的专题培训。培训在香港大学蕉琴医疗服务中心进行，由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育研究中心总监陈丽云教授主持，香港大学行为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宁养专家田芳博士主讲《去者善终、留者善别——末期癌症患者及家人的社会心理支持及社区教育》、周燕雯博士主讲《画上完美句号——宁养社工服务新趋势》。三是深入社区座谈交流。座谈交流会很灵活，参与研讨的对象也不固定，有专家学者、一线的社工、还有义工。除上述学者及专家外，还有香港大学梁佩如博士、香港中文大学陈志豪博士、李嘉诚宁养中心梁淑敏女士、萧贞建先生、明爱医院孙熙屏女士、国际健康养生会主席袁丽萍女士、李嘉诚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罗慧芳博士等。与专家学者们的理论建构、理念认识和趋势预判不同，那些在医院、宁养院、慈善会等社会机构提供人道关怀与发展服务的社工和义工则展现了简便高效的实务操作能力。

这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既身临其境，了解到香港宁养服务的发展之完善，也体味到香港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尤其是对处于癌症末期的患者生命照顾之精心和家计改善介入计划之细致周到，令人无法忘怀；同时分享了香港宁养服务的成功经验，对从业人员的人本爱心和敬业精神也有深入骨髓的感受。

正是有了近处观察和学习的机会，才有了对香港和内地宁养服务的深入了解与思考。

二、香港的宁养服务组织

宁养服务起源于早期基督教组织的博爱理念，通过对朝圣者和传教人士的帮助，尤其是对濒死患者的生活照顾与灵魂安慰，其目标并非以医疗技术解决病人的生命难题，而是让病人得到善终。現代宁养服务始于1967年英国护士西西里·桑德丝女士开办的“圣克里斯多弗安宁院”把医学科学引入对癌症末期病人的照顾之中。当宗教对病人灵魂的安慰与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时，完整意义上的安宁护理才得以正式地产生，这时临终病人才获得了全面及深度的关怀。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美和澳洲开展宁养服务，80年代安宁缓和治疗机构在亚洲兴起，日本、新加坡率先发起宁养服务。香港也赶上这波浪潮，引领安宁缓和照顾服务走上一条清晰明朗、健康快速的发展之路。80年代初圣母医院成立香港首家临终关怀小组，律敦治疗养院成立善终服务会，进行善终服务知识宣传。①宁养院主要是为晚期癌症患者提供免费镇痛治疗，解决不适症状。镇痛药以吗啡类药物为主。医生首先评估患者病情及疼痛的程度、部位、性质等，据此考虑止痛药的种类和剂量，每周开一次药，保证一周用量。同时提供居家服务，指导患者服药的时间、剂量、方法等，并电话回访用药情况。有剧烈疼痛的患者每天要服3盒10片装的硫酸吗啡缓释片，每盒90余元。据匡算，宁养院平均为每位患者每月免费提供药物1700多元。80年代晚期，南朗、灵实、联合医院提供善终服务，香港善终服务会提供家居宁养护理服务。进入90年代，香港赛马会与白普理基金会共同资助成立白普理宁养中心，此后政府给多家医院拨款提供善终服务，医院管理局举办善终服务护理证书课程，高校开设纾缓医学文凭课程，成立香港善终服务护士会，在医学院内设置纾缓医学专科，举办善终服务国际论坛。这期间，于1980年成立的李嘉诚基金会一直是宁养服务的最坚定支持者。截止2010年底，香港已有8家公立医院附设宁养服务中心，根据李嘉诚基金会与香港卫生署的合作协议，未来两年，香港宁养中心将增加到13所，每年增加服务5000人次。这些附设在公立医院里的宁养中心，即是此次参观考察的重要对象。

坐落于新界西部屯门新市镇的屯门医院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在香港回归之前启用，屯门医院里的宁养中心也是李嘉诚捐资兴建的香港8家宁养院之一。十数层高的医院主楼与附属建筑构成便利的服务体系，《东方日报》青少年安养中心就在医院主楼的旁侧。这是香港规模最大的日间宁养服务中心，也是香港最知名的以癌症患者家庭儿童为照料对象的安养场所。宁养中心在地下一楼，附设有健康资料室、图书阅览室、老人科日间医院、癌症病人资源中心、日间诊疗中心、老人科社区评估等等，相关服务设施齐全便捷。

《东方日报》青少年安养中心是专门为癌症患者未成年子女修建的活动场所。场内空间布置和物品设施都照顾了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在社工的引领下我们看到义工人员开展的爱心活动时间安排：逢周一、四，舒缓诊所支援组为新患者做向导，为病人和患者做咨询；逢周二，美食组制作美食，供患者子女聚餐；欢乐组组织游戏，与患者子女同乐；逢周四，家访组由家访护士带领探访宁养病友，以提供生活所需；逢周五，支援组看护患者，如日间护理、共话家常、手工组陪伴患者及其家属做手工以转移哀伤。一周的活动安排合理，管理有序，周而复始，又尽显人性化。

在香港，赆明会是以提供善终关怀、哀伤辅导，关注及服务面对死亡及丧亲人士而闻名的非政府资助的慈善服务机构。赆明会中心主任郑冰儿先生介绍，赆明会的运行资金全部来自社会组织的捐赠，香港沙田赛马会是最大的捐助者，也有其他企业的捐献，香港政府只在业务上做宏观指导。赆明会致力哀伤辅导、治疗小组、丧亲互助小组、末期病患辅导、社区生死教育等服务。当年被奉为天王和天后级偶像的文艺界明星张国荣、梅艳芳等逝后追思会都是在赆明会举办的。郑冰儿介绍说，赆明会在我们访问之后还将接待几个内地参访团，并于当月下旬在山顶举办“活出生命行”步行筹款活动，凡参加者都将获发“生命护照”体验人生之旅。为了增加人气，扩大社会影响，提高筹款额度，组织者甚至邀请香港社会福利署署长、太平绅士聂德权做主礼嘉宾，知名艺人米雪、林保怡等都已欣然答应前来助阵。

位于观塘协和街130号的基督教联合医院是香港九龙的一所综合医院。翻看展览架上的宣传册，读“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很是拗口。笔者翻查许多文献才理清医院发展的渊源，分享过去130余年杏园常青的感人佳话。19世纪80年代初，来自伦敦的基督徒戴维斯以母亲那打素之名命名自己的诊所在观塘行医，六年后慈善家何启为纪念亡妻雅丽氏出资创立雅丽氏产科医院。1900年两所医院合并为雅丽氏那打素医院，由于提供了卓越的医疗服务，一时医院床位紧张，无法满足患者需求。已是名满香港的何启再次捐资，以其胞妹——清末著名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之妻何妙龄之名建立一所新医院。至1954年，经立法定案，那打素医院、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及何妙龄医院三家知名医院合并为一，这即是今天的“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1973年该院与香港基督教协会携手创办基督教联合医院，既服务九龙东区民众健康，也兼做香港中文大学那打素护理学院的教学医院。在基督教联合医院处处凸显宗教色彩，如医院部门招牌上书有“牧师部”“怀安科”等。考察团与该院社工义工互动交流时，有同行就“牧师部”“怀安科”职能提出疑惑。该院医院社区参与及义工服务中心主任杨雅燕女士介绍，“牧师部”主要从事患者尽年之时的灵魂引领；“怀安科”源自“主怀安息”，其职能是为死者送祝祈福。使用宗教语言是一种服务特色的张扬，是医方本质意愿的表达和对求医者的服务承诺。为了传承基督教爱人理念与何启的慈善情怀，医院的院徽由十字架、爱心和活水三部份构成，寓意医院本着十字架精神，基督的爱，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兼顾身、心、社、灵的整全关怀与医治。

我们看到的几家设有宁养中心的公立医院，癌症患者就诊场所均有家居环境设计特点，营造出病人和亲眷如家的生活场景和氛围，宁静而舒适。不仅如此，上述宁养中心透过不同服务为社区作出贡献，服务范围包括日间护理服务、家居护理服务、生命教育服务、义工培训服务等，已然形成了相互支撑的生命关怀体系。

三、香港的社工与义工

赴港之前，笔者曾在多个场合追问过香港的同仁：香港社工如此执着与敬业，他们的收入和政府公务员、教师或商业服务领域的员工有无差距？他们的服务热情除了爱心驱动之外有否其他方面的动因？香港的义工是否真是没有回报的义务服务？他们的服务热情和动力源何而来？

据屯门宁养中心的李女士介绍，香港的社工是一个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认证的职业，政府依据《社工注册条例》对社工采取强制注册管理，未注册及登记者不得从事社工的工作或自称社工。社工多数从属于遍布全岛的3000多家社会服务机构，在政府的主导下，社会服务机构管理社工并提供精良的社会服务。义工主要来自在职和退休的人士，其特征是富有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具有经济能力和慈善意识，义务支持热情而持久。义工中也有学生，但学生的学业压力大，一般只能利用假期，高考季节或找工作期间就没有时间开展义工活动。

香港的社工要到特定场合才能找到，义工则随处可见了。下面几个关于义工的片段都是我亲历的。

执着的路警。在罗湖入关经上水去屯门参观李嘉诚屯门医院香港宁养中心，因道路四通八达，带路人也迷失了方向。问周边的人，都摇头不知。问路边一位胖胖的警察，他操着粤式“普通话”，比划了半天大家还是听不懂，他歉意地笑笑拽着我们一路奔走，拐弯转巷数百米找到公交站点，热得满头大汗。

虔诚的义工。天主教徒杨氏是香港乳腺癌患者组织妍康会会员，母亲和丈夫都因罹患癌症去世，是宁养中心的社工与义工帮助她度过人生的黑暗。而杨氏本人也曾备受手术、化疗之苦。康复之后，她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做义工，帮助那些生活失序的人们。退休之后抛开一切赚钱的机会，一心一意做义工。她说人固有一死，我病时得到他人帮助，也要回报他人和社会。几年来，杨氏每周四天风雨冬夏没有停辍，同时在两个机构做义工，在港岛和新界两边跑，为宁养中心的病友梳头、洗脚、聊天。与她交流做义工的动机，她说不为报销交通费，不为报销误餐费，也不仅是做善事为了来生，“人生‘同理心’，人帮我，我帮人，人帮人人”。

不讳死的教员。生死大事，中国人重生轻死，对死多有忌讳。讲生命哲学的港大博士田芳，35岁，结婚已二年。每讲生死不由人，总以自己作例，“我哪天撞车死啦，妈妈能有什么权利？”“我随飞机摔下来啦，丈夫将是第一继承人”；“我不知道自己怎样死，哪种方式我都不会拒绝。”人在盛年，口不离死，我想是她活的坚定和自信！在内地，喜生恶死，言死为大忌，有时却活得苟且与无奈！

快乐的社工。香港的社工是一种职业，在一些涉及民生的部门都设置社工岗位，类似内地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的人，但他们已经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在香港专业具有独特性、竞争性和权威性，人们对专业怀有敬畏与尊崇。社会工作者向基层市民提供福利因此受到更多的尊重。患者病情有医生检查，医务社工评估术后康复计划和家庭支持能力，如若生活贫困则由社工出面按程序向政府救济署或慈善基金会申请帮助，以满足其营养需求。在香港，政府部门的社工待遇类同公务员，机构社工的收入与所服务的行业挂钩。资历和提供服务质量影响工资收益。柳荟是东方日报青少年安养中心的社工，负责宁养患者子女的活动安排、社会访者接待、义工招募和癌患者子女心理干预。她说这么多工作，都关系到生命质量，守护着患者的利益与幸福，以及社会的健康评价。她说特别喜欢这种“天天洋溢着笑脸，劳累且快乐”的生活。

正是社工和义工的普通而琐细的工作，帮助了千千万万家，弥补了政府所不能及，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和敬意。这让我想起了当香港大学陈丽云教授把一位白发染头的长者引来介绍与我们相见说：“这位是我姐姐，她在这里当义工”时，她的脸上为什么洋溢着得意与自豪！

四、港陆宁养服务问题的比较

中国内地对癌症末期病人的关注始于1988年在天津举办的临终关怀讲座；同年上海南汇护理医院成为中国内地首家临终关怀医院；1992年北京松堂医院接收濒危癌症患者；1998年李嘉诚基金会在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成立全国首家宁养院，开展“人间有情”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免费为贫困晚期癌症患者提供镇痛治疗、心理辅导等。迄今，在李嘉诚基金会支持下国内已有35家宁养院开业，已逾几十万名癌症病人受惠。

香港和内地一国两制，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文化传承、社会文明等都有许多不同。就两地某一领域发展状况进行比较有失“国情”或“区情”。但是对生命的关爱与呵护，对活着和死去的尊严认同，对处于困顿绝望和面向死亡者的同情怜悯，香港和内地应该是一样的。

（一）宁养方式：居家宁养与住院宁养

香港的癌症患者均采取住院宁养的疗护方式，同住医院患者相对集中，宁养医生、护士和社工易于组织资源开展活动。对于义工来说，参与住院宁养护理不仅会大大节省交通成本，提高护养的效率，减少时间消费，增加信息交流，更重要的是宁养、护理、医治、教育一体化，利于把患者安心、家人放心的医护理念落到实处。内地因医院条件和患者家境的限制，只能采取居家宁养的方式，除宁养医生定期回访外，主要靠患者的家人来照顾。考虑到家人护理知识和技术的缺乏、癌症患者面临的经济困境、交通不便以及医疗护理设施落后，无法保障护养质量。在居家宁养过程中，义工介入也面临很多困难，通常路途遥远交通成本高，患者分散服务效率低，患者家属对义工的信任度低以及嫌麻烦不愿义工介入“家庭内部”的事。另一方面，义工面对医院、家属封闭患者病历信息，对患者家庭及其周边环境陌生，致使义工入户服务存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二）风险承担：政府责任与患者自理

在香港，宁养对象是免费医治的，这与大多数西方福利社会相似。对癌症患者的治疗费用（包括姑息治疗）西方福利国家基本是由政府埋单，即使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的美国，患者化疗期间的费用报销高达85%，在姑息治疗期间即可全额报销。香港社会没有类似西方根据收入而设计的贫困线，政府对于公民的健康服务一是投入多；二是项目全；三是水平高。如果患者可能因为生活营养而影响治疗质量和康复效果，会有社工会同相关部门予以解决。而遍布全港的宁养医院，从全科到单科、从中心医院到社区医疗所，形成了网状结构的医疗、康复体系。内地在宁养服务领域还处于试点展开阶段，对此社会还缺少应有的认知。由于政府提供的责任有限，宁养服务活动以非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统筹运行，现有的宁养机构服务对象具有选择性（癌症、晚期、疼痛、贫困），只能解决部分患者的需求。在宁养服务条件上，尚存在着城市（每省只有一所宁养院，为半径100－150公里区域内的患者提供服务）和乡村的较大差别。由于政府医疗经费投入不够，城乡居民合作医疗政策对癌症患者用药种类、住院时间和报销范围等方面做了限制性规定，尽管政府做了很大努力，包括中央和地方责任分摊，但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影响了社会福利的投入。可以预见，政府在相当时期内仍然没有能力提供实施完善的住院宁养服务和医疗全额报销。

（三）生死意识：生死由天与忌讳死亡

香港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化、信仰多元，基础教育阶段生死教育开展较为普遍，像赆明会那样提供善终关怀、哀伤辅导、关注及服务面对死亡及丧亲人士的慈善服务机构为数不少。在以华人为主的社群里，佛家和道教受到追捧，无论是佛教的极乐世界还是道教的成仙追求，都是以现实的修行换得死后的成佛得道；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信仰者接近香港总人口的10%，教徒从小进教堂耳闻目染，心怀天国梦想，通过现生赎罪，期望虔敬的上帝解决死后的问题，即实现永生的理想。至于印度教徒的生死轮回意识、穆斯林的天堂情怀，或者无神论者崇尚儒家、寻求圣人之道，无不是注重生前修行，为死后谱个好声名。对生命未来的定位，成为信仰者当下实践的动力。所以人们喜生不畏死，视生死为人生完整过程，也把慈善当做人生之义务。

内地具有英雄主义教育传统，崇尚死的轰轰烈烈，鄙视“窝窝囊囊地死去”。因为生死教育的缺失，人们畏惧死亡，尤其是那些被民间认为不吉祥的“不治之症”与个人道德和前世今生的修行有关。平时忽视健康养护的家属要在亲戚朋友面前争得面子，不惜违背生命伦理，不计后果倾其所能抢救生命。常有患者家属感叹“钱花到了，尽心了”。这种自足与无奈带有盲目与非理性。多数癌症患者，特别是城市的贫困群体和农村村民由于缺乏预防知识和经验，一旦发现病情便到了晚期。突然而至的打击，一边求助于医院的帮助，一边怀疑致病的外因，甚至打起风水、巫魅或偏方的主意，因而丧失了宝贵的治疗时机。对病情信息的封锁，患者处在猜疑、恐惧之中。家人的忌讳心理，使患者难以得到病友及其支持结构的充分沟通，不利于“共情”意识的培养。一旦患病，神情抑郁，患者、家属、医生的三方游戏，哄骗着患者在痛苦中“猜枚”。一些患者至死不知患的什么病，在惊吓、恐惧、内疚、痛苦、忧伤中走完人生最后旅程。

（四）生活方式：“同病相怜”与“讳病自养”

一般认为，生活方式决定生活质量而不是生活水平决定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内含着生活中活动条件、主体和形式三个基本要素。社会学以生活方式为标志，把社会成员划分不同的阶级、阶层、职业或其他社会群体。

香港是一座后现代化的繁荣城市，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形态化的物质、思维化的观念，形塑了情趣各异、价值不同的异质群体，但珍爱生命、追求利益最大化仍是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动力。开放的社会个体生活中总是离不开体现自己利益的组织，这些组织大都扎根于社会基层。在香港，越是下层社群集中的地方民间组织就越多。一些有共同需求的人则“同病相怜”组成互助组织，形成带有利益倾向的压力集团。譬如香港癌症病人互助组织就多达十余种：妍康会、向日葵、妍进会、展情社等为乳癌病友组织；健乐社、互勉会、冬日社为鼻咽病友组织；造口会、祥康之友为大肠癌和尿泌造口病友组织；新生会是喉癌病友组织；髓康会、创新会属接受骨髓移植病友组织。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同类病友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引起社会关注，推进病理研究，保障了成员的利益，提高了生活的质量。

与香港人生活在自己的组织里不同，内地居民不论城乡除所在单位之外，几乎没有自己的组织，离开单位和家庭（农民没有单位）的人变成了孤独者。对于多数癌症患者来说他们的社会支持资源十分匮乏，除部分非正式支持外，几乎得不到正式支持，患病过度地消费甚至透支了这些资源。分散的居家宁养阻碍了这些有共同利益者的交流，更遑论结成组织对社会表达心声。如果家人不能相伴，患者只能孤独地面对疼痛。“确保没有人孤独地面对癌症”是香港癌症基金会的行动口号，这对于只能接受“患病自养”、“庭院宁养”的内地病友简直就是奢望。

（五）慈善传统：社会慈善与政府慈善

在香港，普通公民的财富收益是通过市场的劳动报酬、社会福利分配和慈善组织捐赠三种途径实现的。来自社会各种慈善救助是公民福利分配的第三种形式。香港的经济援助组织发达，政府层面的有社会福利署，提供综合援助及伤残津贴；民间的慈善组织有香港癌症基金会，属下有癌症之友互助会；香港防癌会属下有改善癌病人生活基金会、何鸿超教授纪念助医计划；香港宁养会，旗下有安家舍、紧急援助基金会等。这些还仅仅是与癌症相关的慈善基金会，香港大大小小的慈善基金会是多不胜数，有他们编织的社会互助网络体系保障着社会健康发展。

中国传统的慈善理念和行为根植于性善文化的土壤里，慈善救助主要靠政府来承担，民间慈善只起辅助和补充作用；慈善救助的方式以养济为主，只救身体而不救灵魂。慈善机制在灾情时才发挥作用，不是那种常态的救助机构；慈善的内容不包括技术的传授和再生产能力的培养，机制注重当下，对接受帮助的人缺乏远期的安排。总之中国传统的慈善理念是授人以鲤而不是授人以渔，是一种消极的贫困救助。当下内地的慈善机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不仅机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行政化色彩浓厚。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救助手段，但仍然存在着筹款面窄、筹款量小、筹款点分散、慈善机构少、动员资源的能力弱、缺乏骨干引领等问题。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文明与进步相呼应，机构组织是引领，文明进步是积累，人人参与慈善、人人乐献爱心的社会焉能不文明？

不难想象，倘有更多的李嘉诚式的业界巨头倾心慈善事业，为癌症末期患者、为所有的临终老人提供专门服务，宁养院、临终医院将遍布城市和乡村，它们将弥补政府能力之不足，为生命健康和尊严，为社会进步与文明提供动力。

五、结语

90年代初单位一领导游历了深圳和香港之后慨叹：“一条界河两块天，河南灯火通明，河北黑咕隆咚。”这种简单的比较，还只是直观的物质层面。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深圳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小，凸显出来的则是社会发展的滞后。对于笔者的香港之行，宁养服务、生命关怀是观察香港社会的一个视角，也是反思、追问内地此一领域发展的结点。作为国内高校宁养服务试点单位，自2010年7月以来，依托长春工业大学“吉林省民生问题研究中心”，发挥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优势，把宁养服务与教学相结合，探索生命关怀、生死教育知识普及与生命守护能力培养的新方法；结合专业发展与科研布局，积极拓展民生领域中宁养服务、生命尊重、社会支持、宁养保障的内容与模式的新路径。

目前，长春工业大学在宁养服务领域中科研与实践两个方面有了可喜的突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项（沈月娥，2012），吉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2项（韩明友，2012；张朝林，2011），李嘉诚基金课题3项（张朝林、杨海龙，2010；张朝林、陶宇，2011；张朝林、杨海龙，2012）。长春工业大学“大学生创新项目”3个（宁雁青、王幸、刘畅，2010；苏艳玲、吴婧，2011；彭丽娟、李文霞、田乐，2012）。等待批复的项目2个“南风窗”社会调查项目（何伟龄、苏艳玲、邓翠华、陶宇，2012）；共青团吉林省委青年项目（王越，2012）。研究生硕士学位毕业论文5篇（孙微微，2012．4；常菲菲，2012．6；杨秀楠，2013；范鑫，2013；李尤佳，2013）。在教学实践方面，成立长春工业大学“颐心宁养协会”，举办“宁养理念进校园主题活动”，参与中国社工协会举办的个案竞评活动。

宁养服务是一项慈善性的以人的幸福、尊严、生命、生活质量提升为终极追求的事业，任何人参与进来都是一种幸运和缘分，对宁养理念、机制、价值的思考、践行、丰富、完善和超越，应视为天然使命。

［1］〔西〕费尔南多·萨瓦尔特．永恒的生命［M］．于施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关瑞文．超越临界状况——灵性、宗教及全人健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美〕杰克·康菲尔德．踏上心灵幽径［M］．易之新，黄璧慧，释自鼎，译．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

［5］郑晓红．生命与死亡——中国生命智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崇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书［M］．郑振煌，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7］〔德〕诺伯·伊里亚斯．临终的孤寂［M］．李松根，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

张朝林（1961－），男，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生命教育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