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芬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岁岁年年愁相似
——精神分析视阈下的《伊芙琳》

邓芬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伊芙琳》是詹姆斯·乔伊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最精悍却意味隽永的一个短篇。少女伊芙琳的精神状态是当时整个都柏林女性生存境况的缩影。从精神分析学派生本能、死本能以及主体三界的理论着手，可以揭示出伊芙琳停滞在青春期的想象世界，无法过渡到成年期的象征世界，却又渴望回归到无所忧虑的实在世界，正是导致她精神与肉体双重瘫痪的根源所在。

伊芙琳;生存本能;死亡本能;主体三界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以其富有创造性的两部巨著《尤利西斯》(Ulysses，1922)和《芬尼根的苏醒》(Finnegans Wake，1939)将意识流小说的发展推到了高潮。他对普通人物心理活动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揭示了他们艰难的生存状态。1906年，乔伊斯在写给一位许诺要帮他出版《都柏林人》(Dubliners，1914)的出版商的信中说，“我的小说中弥漫着灰坑、枯草和腐肉的气味，那也不是我的错。我真心真意地相信，如果你不让爱尔兰人民通过我的磨得发亮的镜子好好儿看—眼他们自己的真容，你定会推迟爱尔兰的文明的进程”［1］。乔伊斯创作《尤利西斯》之前，这位日后的一代意识流大师对普通人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描绘于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伊芙琳》(Eveline，1904)中已经初见端倪。他的作品虽以平凡人的世俗生活为题材，反映卑微小人物看似毫无意义的生活，但其实寓意深刻。这一点，在《伊芙琳》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伊芙琳》全文涌动着阴郁萎衰的气息。女主人公伊芙琳被禁锢在弥漫着灰尘、一成不变的繁杂生活中。当命运终于眷顾，使她有机会逃离令人窒息的囚笼时，伊芙琳却踟蹰不前。她的困境，折射出的竟是整个人类无法逃脱的难题：是选择勇往直前，还是安逸地留守?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微妙揭示，幻想与现实之间重复徘徊的精致演绎，以及人类在面临两难抉择时矛盾心理的敏锐捕捉，就是《伊芙琳》的当代人文关怀和美学蕴含。

1 永恒的母题：生存还是毁灭

4个世纪前，莎士比亚就曾在《哈姆雷特》(The Tragedy of Hamlet，Prince of Denmark，1601)中借丹麦王子之口一语道出人类命运的箴言：是生存，还是毁灭?时间流逝到20世纪，另一位文坛巨匠詹姆斯·乔伊斯塑造的平凡柔弱的女主人公伊芙琳面临的依然是相同的困境：是离开家庭与情人远赴异域开创幸福新生活，还是留在家里继续忍受时常对她加以暴力威胁的父亲?《伊芙琳》虽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篇幅最精悍的一篇，但它触及的却是人类在面临选择时两难境地这一永恒的文学母题和人生主题。乔伊斯对伊芙琳在作出抉择时的微妙心理巧妙地进行了处理，使得伊芙琳的意识流动跃然纸上。

一位正当花季的少女在母亲死后辛苦地操持家庭，“妈妈去世后，就得她来照料两个弟弟……真是辛苦的家务——艰难的生活”［2］35。尽管这样，在家里，她还得忍受父亲的暴力威胁;为了从父亲那里得到维持家庭生活的钱，她低声下气，“每逢礼拜六晚上，为了钱，总免不了争吵，这使她说不出地厌倦”［2］35。在工作的百货商店，她也总是受到奚落。家庭和工作成为囚禁她的牢笼。在如一滩死水般的生活中，她遇到了水手弗兰克。弗兰克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为她准备好一个家，并许诺给她美好的未来。再加上妈妈一生悲惨生活的前车之鉴，“妈妈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结果竟发疯而死”［2］37，于是她理所当然地想要抓住弗兰克这根救命稻草。可以说，对母亲处境的痛苦回忆促使伊芙琳暂时下定了离开的决心。乔伊斯在这里暗示，伊芙琳很有可能和她母亲一样，在凄苦的人生中受尽折磨而死，间接控诉了导致女性生存状况惨烈的社会体制。

伊芙琳是《都柏林人》为数不多的女性主人公中，唯一一个有人给她提供了确切的逃走机会的人。这与乔伊斯的亲身经历不无关系。1904年，谈及自己的母亲时，乔伊斯在给日后成为他妻子的娜拉·巴纳克尔(Nora Barnacle，1884-1951)的信中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以为，母亲是被父亲的虐待，被长年累月的烦恼，被我愤世嫉俗的直白给慢慢折磨死的。她躺在棺材里，我看着她灰白的脸，被癌症折磨得变形了。我明白我正看着一张受害者的脸，并且诅咒这个使她成为牺牲者的制度。”［3］也许正因如此，伊芙琳才得以成为《都柏林人》女性角色中唯一一个得到积极逃走机会的人。这可以看作是乔伊斯对伊芙琳的同情和拯救。

在文中，大部分文字描述的都是伊芙琳坐在窗子前的思想状态。乔伊斯并没有如传统写实小说般运用大量的外在现实描写，而是在小说开首就以自然流畅的笔调带领读者走入伊芙琳的意识活动。故事的前半部分，伊芙琳的思想为父亲所占据。作为父权制的代表，父亲完全控制了伊芙琳，也是促使她想要逃离都柏林的重要因素，但是对母亲的承诺又把她从对未来美好的幻想中拉回现实。实在界(the Real)是一种自然完满的状态，是一种原始的无知和无序。主体所有的需要在这一阶段都会得到满足——正如伊芙琳回想起母亲在世的时候她们的生活是幸福的。母亲的在场让伊芙琳处在自然圆满的实在界中。然而，伊芙琳必须以独立的身份进入文明社会，即象征界(the Symbolic)。父亲就是象征界秩序的代表。伊芙琳要想进入象征界必须遵循父亲的法规。进入象征界之时，伊芙琳受到了父亲的语言和暴力威胁。母亲去世，独自承受着照顾整个家庭的重压，又时常遭到父亲的暴力威胁，伊芙琳会自然地要求回到实在界的无匮乏圆满状态。故而，伊芙琳会希冀与弗兰克在遥远的异国重建一个家庭，回到实在界中母亲尚未去世之时的幸福生活。但这种要求不可能实现。实在界是伊芙琳一直试图返回但从未实现的不在场的在场。故事的后半部分，母亲的存在主导了伊芙琳的思绪——她不能毫无顾虑地离开，“她想起了自己对妈妈许下的诺言：保证尽力支撑这个家”［2］37。受到家庭与社会的规诫，成长在宗教与伦理的熏陶下，她也不能毫不顾忌别人对她的看法，“一旦店里的伙计发现她跟一个汉子私奔了，会怎么议论呢?”［2］34可见，她在意识上已经觉醒，在行动上却依然迟疑。伊芙琳徘徊在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这种不可逃避的选择与无法摆脱的责任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伊芙琳无法逾越的痛苦。乔伊斯用他的艺术之笔放大了人性在作出选择时的矛盾心理：对原有生活环境的依赖与憎恨，对未来世界的幻想向往与恐惧——这又何止伊芙琳一个人面临的人生命题!

2 无尽的重复：想象还是真实?

乔伊斯尽管让读者跟随着伊芙琳的视角体验她的忧郁与焦虑，但同时又提供了另外一个第三人称视角来叙述故事，以期呈现出伊芙琳的内心世界和所处的真实外部世界。通过两种叙事视角对同样的事件作出的相悖描述，读者可以发现，伊芙琳存在着不可靠叙述的嫌疑：她把自己幻想成舞台上的女主角，可能一直生活在神经质的想象界(the Imaginary)中。伊芙琳在自己与外界之间建立的关系是虚伪的、想象的。

故事伊始，乔伊斯就让伊芙琳以一副正在幻想的状态出现在读者面前。把头依靠在窗帘上，躲在窗户后面——伊芙琳搭建了一个小型的剧院，而她自己则成为舞台上的女主角。伊芙琳赋予了自己作为一个柔弱女主角必备的两大特质：受尽不公正的折磨，以及为英雄拯救后终于苦尽甘来。她放大了自己遭遇到的折磨，也夸大了弗兰克能够给她的幸福。随着双重视角的同时展开，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从她工作的店里可以得知，加万小姐总是奚落伊芙琳无精打采，手脚不够麻利。可见，伊芙琳工作的时候并不专心，注意力无法集中，并非加万小姐横加刁难。父亲给伊芙琳钱以后，看到伊芙琳呆滞不动才会挖苦地问她是否打算出门买饭菜。从这一叙述可以判断，伊芙琳故意隐瞒了她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迟缓，把自己幻想成受害者。伊芙琳总是纳闷房间里哪来那么多的灰尘，也从来没有弄清楚墙上照片里神父的名字。换言之，伊芙琳处于漫不经心的生活状态中，正如她无法让人满意地完成店里的工作，家里的灰尘她也无能打扫干净。伊芙琳在回想自己的生活之时，一直将自己设置成逆来顺受和受奴役的灰姑娘。然而，谈到与情人出去约会之时，她轻佻的性格初见端倪。伊芙琳兴奋地夸赞弗兰克“能给她讲南美那些可怕的巴塔哥尼亚人的故事”［2］36，与之后她想起父亲在她生病时“特意为女儿念了一篇鬼故事”［2］37形成对比——她总有一堆故事材料可以用来填满自己搭建的舞台。当弗兰克带她去剧院观看《波西米亚姑娘》时，伊芙琳沉浸于想象的世界中，把自己设置成《波西米亚姑娘》中处于苦难等待王子拯救的灰姑娘。与弗兰克仅仅认识几个星期以后，她甚至就打算与他私奔，并在想象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幸福的未来。可见，伊芙琳的叙事不一定真实。伊芙琳厌恶一成不变的生活，喜欢坐在窗前幻想，想象界中她自己有更高贵的身份。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1920)一书中指出，与人类趋利避苦的天性相比，强迫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反而更能影响人们的行为。例如，人们会不断地在脑海中回忆让自己不愉快的事件，重温痛苦的情绪。强迫性重复是对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s)的暗示。死亡本能指的是人性中存在着自我毁灭的倾向，向外主要表现为破坏、重复、侵略、强迫;向内时主要表现为自我毁灭，即自我惩罚、谴责，甚至自杀。生的本能(life instincts)是与死的本能相对应的另一重要本能，指的是人类自我保护和繁殖生命的本能。强迫性重复在伊芙琳的故事中主要是以语言和意象表现出来的。伊芙琳开篇就沉浸在对过去的不愉快幻想中。在用两句话提及她居住街道变化之后，伊芙琳的意识就停留在过去，used to这组词语被重复提及了6次，hard一词出现了5次。思及自己也许会如死去的母亲一般在平凡的家务中消耗自己的一生，强烈的生存本能让她吓得惊跳起来。语言的强迫性重复此时再次出现，“逃!非逃不可!弗兰克会救她的。他会给她美好的生活……她渴望生活……弗兰克会救她的”［2］38。文中不断出现在伊芙琳眼前的“灰尘”和“母亲”其实也是强迫性重复招致的结果。对伊芙琳来说，这两种意象并不让她愉快。强迫性重复预示着死亡。开篇，伊芙琳的鼻孔里满是灰尘的味道，随着伊芙琳情绪的变化，她甚至开始主动“闻”(inhaling)灰尘的味道。伊芙琳的母亲也象征着无处不在的灰尘。母亲临终前对伊芙琳的叮嘱会让伊芙琳如她一样受尽折磨而死去。母亲的叮嘱与灰尘就象征着使伊芙琳窒息的死亡本能，同时生存本能也时不时地发挥作用，刺激伊芙琳逃离这种生活。在逃离之后，伊芙琳又打算躲在弗兰克的怀抱里。弗兰克的怀抱有可能是另一个使她窒息的死亡动机。在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无尽地重复，让人怀疑伊芙琳是不是已经彻底丧失行动能力。她的世界，究竟是想象还是真实?

3 遥不可及的幸福：经验和懦弱使然

1904年《伊芙琳》发表之际，亦是乔伊斯决定摒弃自己在爱尔兰(Ireland)颓废麻木的生活，出走欧洲之时，因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它乃至整个世界做出判断”［4］。同年10月，乔伊斯宣布“自我流放”(self-imposed exile)，与娜拉·巴纳克尔前往欧洲。从心理上来说，乔伊斯就是伊芙琳的蓝本，他借着伊芙琳传达出了自己流放前内心的矛盾想法。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乔伊斯勇敢地离开了，伊芙琳却由于对以往生活的习惯性依赖，以及自身的懦弱性格而拒绝踏上能通往幸福彼岸的道路。

人在面对两难选择的时候，有人选择勇敢地面对未来，也有人倾向于参照前人的经验来作出抉择。这种依据他人过往经验来定位自己的结果往往是重蹈过去，原地不动。伊芙琳就属于后者。关于经验，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rea，1929-)指出：“我把缺乏经验看作是人类生存处境的性质之一，人生下来就这么一次，人永远无法带着前世生活的经验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人走出儿童时代时，不知青年时代是什么样子，结婚时不知结了婚是什么样子，甚至步入老年时，也还不知道往哪里走，老人是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5］173因此，正是因为当前不知未来，生活才变得有意义。伊芙琳用母亲的经验来束缚自己。作为父权制和社会环境的牺牲品，母亲从未反抗，反而维护这一“吃人”的制度，要求伊芙琳答应接替她尽力维持这个家庭。伊芙琳既是因为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才打算和弗兰克逃跑，也是因为母亲对她的临终托付而犹豫不决。依照伊芙琳自己的经验，“无论怎么说，在家里她有安顿之处，有吃的，四周是从小朝夕相处的亲人”［2］34。相反，她对自己逃跑后的生活是不是幸福却不能完全确定，对于弗兰克她不是完全信任，“他会给她美好的生活，也许，还有爱情”［2］38。离开后会怎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她参考。当时，“渗透在爱尔兰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不允许人们完善自我……凡是有一点点自尊的人是不会留在爱尔兰的”［6］。对过往生活经验的依赖使得伊芙琳放弃了带给自己自尊的机会。

伊芙琳最终没有勇气离开的原因亦是由于她本身性格的懦弱，她缺乏改变现状的勇气。小说开篇就把读者直接带入伊芙琳的思想状态。全文共26个段落，只有3处点出了伊芙琳的行动，“她坐在窗口”，“她环顾四周”，“她挤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其余部分都是她思想过程的跃动，没有流露出她要移动的意向。小说中没有任何关于伊芙琳是如何从家中移动到码头的描写。因此，伊芙琳是否真正离开过家来到码头也无法确定。伊芙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她的形体从没有完整地出现过：故事的开头，伊芙琳的头依靠在窗帘上，鼻孔里嗅到灰尘的味道;直至故事的结尾处才再次出现伊芙琳的身体，她的双手紧紧地攥住栅栏，眼睛茫然地看着弗兰克。从“头”到“眼睛”，伊芙琳最后甚至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完全沦落为一个沉湎于幻想世界中的精神病患者。乔伊斯以这种静止停滞的文章结构暗示伊芙琳缺乏实际行动的能力，生活在想象界中。伊芙琳行动之简短与大段的思考形成鲜明的对比。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又无力或者不愿改变是整个人类的痛苦之处，“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并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5］40。伊芙琳已经沉迷在自己的软弱之中，仅有的几处简短的直接引语都是别人的话语，父母和同事，唯独没有她自己。想象界中，伊芙琳意识到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区别，开始建构自我。然而，这种自我不过是漂浮的能指链上的一个滑动的能指，无法产生任何固定的意义。伊芙琳无法固定自己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的意义。思及自己和弗兰克以后的生活时，她主动地把自己置于被动的地位，“弗兰克会救她的。他会给她美好的生活”［2］38。被动地等待他人拯救，主动把自己设置在他者地位上，她懦弱的性格可见一斑。伊芙琳在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中犹豫不定，于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无尽地徘徊，导致了自己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瘫痪。由此可知，伊芙琳既不会跟随弗兰克远走异乡，也无法如往日一般甘心屈服于父亲的压制之下，她只会重蹈母亲的覆辙，成为都柏林里众多精神瘫痪者中的一员。乔伊斯用看似平淡的语言压抑着强烈激荡的感情，艺术地刻画了芸芸众生在面临“选择”和作出抉择之时焦虑、犹豫的心态，体现了他对人性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读者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伊芙琳，而一个伊芙琳的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人?

《伊芙琳》没有传统小说宏大华丽的叙事场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只是对卑微小人物面临两难抉择时复杂心理的极致描写，折射出的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生存困境。乔伊斯曾说，自己意在为祖国写下一部道德精神史，因而《都柏林人》被誉为现代版“天路历程”。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强调通常会被人拿来大做文章的极具讽刺意味的邪恶。它不是要表明书中人物就是因为没有遵守理智与道德，或者虚伪的他们道貌岸然地追求享受与利益而显得愚蠢卑劣”［7］，它也不是向着宗教朝圣，恰恰相反，而是向着人性迈进，挖掘人类真实的内心。人类在面对彼岸看似触手可及的幸福时，个人理想的追求会遭受到无数的考验与打击。生存，还是毁灭?言犹在耳，这一古已有之的哲学命题不是从《哈姆雷特》开始，也不会在《伊芙琳》结束，它还将延续下去。

［1］ 理查德·艾尔曼.乔伊斯传［M］.金隄，李汉林，王振平，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250.

［2］ 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M］.孙梁，宗白，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3］ Richard Ellmann.Letters of James Joyce：Vol.2［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6：48.

［4］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0.

［5］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 Ellsworth Mason，Richard Ellmann.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4：171.

［7］ Marilyn French.Missing Pieces in Joyce’s Dubliners［J］.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1978，24(4)：465.

责任编辑：柳 克

Endless Grieves Come Year after Year—A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to Eveline

DENG F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Eveline is a short story in James Joyce’s Dubliners，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Eveline’s spiritual dilemma shows the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of the female living in Dublin.Eveline stays at the imaginary and fails to move to the symbolic in the adult world，but at the same time，she dreams that she could return to the real world in which there is no absence.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fe instincts，death instincts and the three orders，the reason why Eveline is trapped into mental and physical paralysis can be demonstrated.

Eveline;life instinct;death instinct;the three orders

I562.074

A

1009-3907(2012)09-1106-04

2012-04-19

邓芬(1988-)，女，江西抚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