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生，刘应龙

（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定位

孔德生，刘应龙

（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堪称开天辟地的一代，自1935年形成至1976年终结共存在41年之久，毛泽东是这一代的创立者与稳固核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引发了20世纪中国第二次历史性巨变，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丰功伟绩不可磨灭。上述诸要素共同构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定位。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定位

有没有一代真正成熟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至关党的兴衰存亡。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开天辟地的一代，其历时悠久，核心稳固，成因复杂，功勋卓著，特点鲜明，影响巨大。

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轨迹

自1921年建党至1935年遵义会议前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曾产生过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多届中央领导。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都曾取得过一些业绩，但是，他们在任期间又都犯过某些比较严重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一系列挫折。这14年间，中央领导层很不稳定，频繁变换，但始终没有形成稳固的有能力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但党内健康力量在发展，正确思想在凝聚，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成长。因此，它可称为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萌芽期。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全党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中国革命事业由此得到顺畅发展。1943年，中央书记处精简，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心领袖后，经七大和八大，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确立，并稳固发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陷入误区，直到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经历了初步形成、正式确立、稳固发展、步入误区等阶段后走向了终点。但是，由于毛泽东生前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致使“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宣告结束后中国仍然前程未卜。邓小平于危难之际再次崛起，力主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起第二代领导集体，最终实现了第一代向第二代“迟到的交接”。因此，从完整的意义上讲，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1］4第一阶段：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萌芽（1921年-1935年）；第二阶段：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1935年-1943年）；第三阶段：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确立与稳固发展（1943年-1966年）；第四阶段：第一代领导集体步入误区与走向终结（1966年-1976年）；第五阶段：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延续并完成向第二代领导集体“迟到的交接”（1976年-1978年）。

二、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稳固核心

（一）毛泽东与遵义会议历史地联系在一起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的继续执行，红军虽然打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但兵力损失过半，前程凶险。在至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坚决主张开会解决问题。经过长期酝酿和充分准备，在红军攻占遵义后的休整期间，经“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研究后提议，获得周恩来等人支持的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17日胜利召开了。毛泽东获得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博古中央的教条统治迅速土崩瓦解。毛泽东东山再起，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重新行使军事指挥权，事实上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1］41

（二）毛泽东成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历史必然性

长期以来，从资历、职位等方面上看，毛泽东并不突出，那么，毛泽东何以能够在人才济济的中共党内激烈竞争中胜出，一跃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袖？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毛泽东具有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善于从中国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一整套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毛泽东具有坚决斗争的非凡革命经历和追求真理的顽强革命精神，尽管遭受过数次错误批判和过火打击，但他总是自觉地抵制错误，为革命事业保存力量，做到了既坚决抗争，又服从大局，坚持革命永不停息。第三，毛泽东具有高超的斗争艺术，特别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赢得了强有力的党内支持。第四，毛泽东主动求援，加之陈云、王稼祥、任弼时三特使出使苏联后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同和强有力的外部支持。第五，毛泽东以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在激烈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赢得了领导地位。［1］62应该说，是历史造就选择了毛泽东，也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三）毛泽东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稳固核心

虽然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但在此后八年多时间里，党中央总负责人一直是洛甫。这是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即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的分离，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党的组织状况的一种表现。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才开始被确认为党的最高领袖，洛甫“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2］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才正式取代洛甫，在组织形式上和实际内容上都成了最高领袖。遵义会议后至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曾遭到张国焘和王明的相继挑战，全党团结一致，彻底挫败了这些挑战，毛泽东在斗争中锤炼得更加成熟，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全党赢得了很高威望，于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并长期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尽管建国后在接班人问题上陷入误区，曾一度危及其最高领袖地位，但危机最终全部被化解。［1］79自1943年3月首次出任党中央主席直至1976年9月逝世，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长期稳固的无人撼动的。

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发展的根本要素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自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形成，并逐步稳固而确立起来。其间，长征的胜利、延安整风的发动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发挥了重大作用，构成第一代领导集体得以形成、稳固发展并最终确立的决定要素。

（一）长征的胜利造就了第一代领导集体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统治中央。王明、博古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使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事业损失惨重。博古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遭到严厉批判和严重排挤，军事指挥大权完全操纵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左”倾军事教条主义者李德手中，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漫漫长征。此时，许多高级干部和红军将领通过胜利与失败的鲜明对照，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贯彻了错误军事路线的恶果。全党全军上上下下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大家都在热切地期盼毛泽东复出指挥军事。湘江大败后，博古中央仍顽固地坚持执行原定计划，中央红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经过激烈斗争，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会议结束了“左”倾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教条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后，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引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跳出了重重包围圈，克服千难万险，抵达陕北，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但实事求是地讲，第一代领导集体刚刚形成，人员并不齐整，其自身也处于磨合阶段，毛泽东等人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遭遇到张国焘的严峻挑战，其统治力尚未波及至少没有全面贯彻到正在长征中的二方面军、被张国焘带走孤军南下的四方面军和仍在苦苦坚守苏区的南方游击队那里。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会师，长征最终胜利结束。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长征取得了胜利，长征的胜利也使初步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更加团结稳固，并实现了对全党全军的切实有效的领导。［1］89

（二）延安整风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长成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为彻底批判并纠正王明的“左”、右倾错误，系统地从思想上清理这些错误，以延安为中心示范区，利用三年半左右的时间，发动了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党的成熟，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正式确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延安整风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推进了党全面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二是延安整风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这就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团结和稳固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延安整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为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四是延安整风确立了党内反倾向斗争的正确方针，为党的团结与统一找到了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3］

（三）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力量

总体而言，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双效应。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正确地指导了中共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与策略，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起到了启蒙作用。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帮助中共转变政治战略，既支持三次“左”倾路线，客观上造成了对毛泽东的批判和打击，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起到了迟滞的消极作用，又更加注重实效，主观上从未间断地对困境中的毛泽东予以支持，提升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地位和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广泛影响，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起到了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在1935年国际七大后，共产国际转变工作原则和领导作风，全力支持遵义会议上建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央，对毛泽东个人及其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稳固起到了重大作用。［1］123

四、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有属性所要求的，也是风云变幻的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党的创立及大革命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自身处于婴幼时期，加之共产国际严重的思想禁锢，但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等人自五卅运动起相继发表文章，就革命的领导者、主力军、对象、性质和前途等重大问题予以论述，特别是毛泽东集中了党内正确主张，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步提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处于萌芽状态，但实际上已悄然起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了。在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时期，以及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特殊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建党建军思想、土地革命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提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和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的系统阐述等，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体系。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日益稳固，相对稳定的生存发展环境，中国共产党通过延安整风走向成熟，共产国际领导体制的改变使各国党独立自主性增强，诸多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快车道。党在科学总结两大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抗日战争的丰富实践，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理论作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加以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已经系统化，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体系完整化而达到成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关于建国后国家政权性质和任务的论述，《共同纲领》中关于新中国政权机构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关于革命性质转变理论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等相继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继续进行艰辛的探索。八大路线的确立、《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其积极成果，而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则是其消极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曲折发展，最终因“文革”爆发总体上陷入误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集中成果，第一代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一套理论体系，内容博大精深。其中，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成果，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三大法宝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等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支柱性理论。［1］158

五、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地位

纵观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用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来概括是毫不过分的。其功过分明，特点突出。第一代领导集体功勋卓著，主要体现为：第一，推动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其主要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4］第二，促使中国共产党自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党在地位上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执政地位稳固；党的内部机制上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健全的组织机构、有科学的组织原则、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愈发强健；党在队伍建设上，党员数量空前增长，质量明显提高，整体素质不断增强。第三，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国防、外交等诸多重大层面相比旧中国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第四，为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坚持改革开放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组织基础、思想理论基础、实践道路基础。［1］215但是，客观地讲，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核心领袖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失误，犯了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错误。概括而言，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犯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二是在政治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三是在经济上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四是在组织上犯了个人专断和过火斗争的错误，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1］223但总体来说，第一代领导集体功大于过。而且，第一代领导集体仍不失作风优良、民主团结、独立自主、素质超凡、旗帜鲜明等突出特点，［1］228最终以功勋卓著、特色鲜明而载入史册。

［1］ 孔德生.开天辟地——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纵论［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

［2］ 洛甫的反省［N］.解放日报，1943-12-16.

［3］ 孔德生，郑德荣.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上的丰碑［N］.光明日报，2012-05-16.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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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项目“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研究”（2012JYT24）；2012年度吉林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建党以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历史定位研究”（2012B368）

孔德生（1968-），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