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飞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部，上海200241)

解析陈旭麓解史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的影响

王 飞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部，上海200241)

陈旭麓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界的一位泰斗级人物，他以焕然一新的写作风格，突破传统史观的问题域，实现了从“以政解史”到“以社解史”的解史模式的转变。他把社会史与近代中国史研究相融合，还原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在重大政治事件和近代中国遭受的异族入侵、东西文化碰撞下传统社会转型、变异与冲击中的作用，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提供了新的范式，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支点。

解史模式;问题域的转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陈旭麓先生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学校副教务长等职。他一生曾发表论文100余篇，撰写多部教材著作，尤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为其创作巅峰。他摒弃了旧的僵化的以革命为中心的近代史分析架构，不再单纯注重以阶级分析法为核心的历史研究方法，而是以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组织等为切入点。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从经济、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进行考察，而且把历史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中国近代农村中的各种社会组织、城镇中的各种行会组织，探寻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同时，他还注意研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小到基本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大到历史学中的人口问题、每次历史变迁助推器的政治革命对于社会的影响。在社会意识方面，他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还探寻历史人物与历史事实带来的心理变迁。陈先生一改“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传统解读模式，以多角度的分析方法入手，使得近代史研究方法出现转型，将以前在人们看来“枯燥乏味”的中国近代史演绎得更加生动鲜活，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探索“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模式的转换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一、陈旭麓解史模式的新突破——正确对待两种历史研究方法

柯林伍德曾经说过，“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1］。陈旭麓将中国近代史概括为“新陈代谢”，以社会学的切入视角开展研究，整合人物思想体系，形成了全新的解史模式。众所周知，唯物史观中的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观点是我们研究历史学的重要指导原则，将两大原则与探索历史的实践相结合就形成了我们研究历史的两种重要的方法——阶级分析法与历史主义法。然而，在以往的解史过程中，我们往往倾向于过分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给予历史人物一个呆板的阶级定论。这样非常容易造成对某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地位出现偏差，甚至凝固化。历史是变动的，历史人物是历史活动与发展的载体。为此，陈旭麓指出，“从阶级出发评价历史人物，当然不是简单地将每个历史人物的身上贴上阶级的标志，筑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2］。他主张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既要牢牢把握住阶级立场，又要善于把历史人物放在历史环境中去研究，挖掘人物背后变化隐藏的更深的动因，实现阶级分析法和历史主义分析法的结合。申言之，由于理论原则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具体理论背景的现实性，我们便“不可能设想，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会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同样的，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当然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2］。正如有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社会学理论，是一门认识社会现象和世界革命变革的方法论”［3］。为此，陈旭麓专门撰写《对什么是历史主义的一点看法》一文，对历史主义与阶级主义两种历史分析方法的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

首先，他恰当地厘清了阶级分析法与历史主义分析法的问题范畴，认为二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象和主体的不同，即阶级分析法对应人与事的社会关系，而历史分析法对应人与事的时空关系，亦即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其次，他又针对过去近代史史学解释模式研究的现状，提出了要做到阶级分析法和历史主义分析法二者巧妙的结合，就是要做到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条件，因为任何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这恰恰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立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它的归宿点是指揭示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本身——包括他们的人性——和他们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规律。”［4］如此一来，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中，我们就可以做到历史的延续性与历史的阶段性的辩证统一，既避免片面单纯地看待历史问题，又做到了具体环境下的考察历史。

研究方法的应用带来的是研究范式的产生。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深刻指出，“治史永远是往复不已、从心头开始的。历史永远在修撰中，永远在推陈出新。史学的命运与人类的一切科学的命运无异”。历史研究的范式也同样需要永远的推陈创新，与历史学科的发展紧密结合。陈旭麓将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革命研究范式与社会史研究范式巧妙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陈代谢范式”。主要特点表现为:历史变动的方式是有时序可言的。正如他所说，“第一，近代中国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革命螺旋推进、沤浪相逐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第三，这种新陈代谢的本质是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一步步有限地走向近代化”［5］。

二、陈旭麓解史方法的新进路——心理学与历史人物研究的结合

近代以来，一门将心理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新兴学科——心理历史学悄然兴起。“所谓心理历史学，是由历史学和心理学相交叉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它主要分为两大派别:即美国的心理史学和法国的心态史学。心理史学从根本意义上讲，就是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生活。”［6］造成历史学家忽略历史教学与研究中心理因素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目前我国心里学科体系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创新领域成果并不十分突出;其次，在我国，要将心理学与历史学科紧密结合，需要对这两门学科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而我国这方面人才还很缺乏;第三，史料的搜集，尤其是有关人物内心史料的搜集十分困难，也给历史心理学相结合带来了困难。

陈旭麓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复杂多变的社会史会通近代通史研究，研究近代中国历史除了大部分史学家所关注的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还必须要注意历史人物心理性或行为性的一面。因此，他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细致深入，通过人物心理的描述，与人物行为的对比，反映出历史变化与社会变迁对中国人民的影响。他深刻地指出，在以前近代史研究中，“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抒”［7］。尽管如此，陈旭麓先生却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中实践了这一方法，并取得了突破，使得对历史的解读和讲解更加生动易懂。比如在描述变与不变的哲学时，他将康有为的心态描述为，“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这里将历史人物的研究内化为心理上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变形了的历史逻辑，即:社会的变革，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内部运动，而是外部压力催逼的结果。由此可见，心理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为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带来新的参考和启示。

三、陈旭麓实现了传统解史逻辑起点的创新——问题域的转换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在其本质上都是通过问题域这种存在而建构自身内容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是建立在一个个社会问题解决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想准确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史，必须要明确并突出“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中通常将问题域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第一问题”，即处在整个问题域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近代中国社会“第一问题”的提出此前认为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然而，陈先生以“中国古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落后与先进的矛盾”作为起点，从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结构，组织结构，社会意识，包括社会思潮和思想主张、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以及社会生活，包括社会习尚、城乡差异、生活样式等因素，来全面探析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原因、表现、变化、结果。

其次是基本问题，它通常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如传统近代中国史以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两对矛盾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固然没有问题，却难以掩饰其片面性，毋宁说是以单一的阶级分析法来为解史服务的。陈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突破了传统模式，正如上面所说，提出了“以社解史”的新模式，与此同时，他也将近代中国史的基本问题拓宽转换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帮会组织等社会组织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博弈为基本问题，申言之，即以社会学分析方法的角度来探究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域中的基本问题。

最后回到具体问题，虽然具体问题从属于基本问题，然而，具体问题的分析与破解却影响着整体问题域的转变成功。传统解史模式中，受到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为主线的影响，形成了以政治为经线、以经济文化为纬线的具体问题破解模式。陈先生在本书中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主要分析方法，结合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背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对历史人物、现象的定位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行文中，他数次提到“辩证思维”，说明他解史的过程就是自觉运用辩证法破解问题域的过程。如书中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革命与改良的分析，都彰显出辩证法的光辉。在表述太平天国这一历史事件时，用了“天国的悲喜剧”作标题。在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作用和意义时，指出“这是一场悲壮的斗争，其悲剧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摆脱传统的六道轮回。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净自己身上的封建东西”。随后笔锋一转，“造成了地主分子的出逃和地主经济的萎缩，部分农民因此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太平天国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这种搅乱是统治阶级永远无法平复的。……除了这两点外，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对后来的许多政治力量也发生着间接的影响”［8］。再如，他在论述鸦片战争后签订条约的影响时，不再单纯对政治上的消极影响过度着墨，而是以条约制度下的社会变化来全面分析条约背后的新陈代谢。

四、解史模式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的启示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陈先生以“社会主义思潮的涌来与中国人的选择”破题，探究了“五四”后各种思潮中国化的可能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随后，他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原因的分析巧妙地分为了三个阶段;以历史的矛盾作为问题意识，引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外因，以30年新陈代谢的结果作结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中，我们通过问题意识的形成、问题域的转换，成功地探索出四个选择的学习模式，即“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这种模式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既追问历史，又关照现实。当我们仔细阅读陈先生的著作时，便可以看到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初步展示了其中三个选择(即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动因。“以社解史”的模式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不再单单分为政治、经济、文化，而是以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要素的合力来深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原因。

(一)专题讲解模式的创新

历史在回望中显现价值，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的目的和核心在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并以这两大基本历史任务作为教学的基本线索和研究视角，观察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和作用，体现出历史的价值和自觉的会通意识［9］。

以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生活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文学现代化等专题讲解模式为主的教学方法，自觉地转化为三种创新模式——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思想现代化。以器物现代化为价值认同的起点，引导学生探索近代先进中国人救国救民迈出的第一步，做到知识层面上产生认同感，即道理上接受;以制度现代化为基点，展示制度救国的探索和艰辛，使学生做到情感上接受，持肯定、喜爱和满意的认同感;以思想现代化为结点，打开现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伟大历程，使学生不仅做到认识和情感认同，而且外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行为认同。

“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中专题讲解模式的整合和创新，正好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以辩证、理性、贯通的方法解读历史。在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厘清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摸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还原历史的本质与真实。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来说，通过专题讲解模式的创新可以做到整体性、民族精神、现代未来，以及全球国际性四位一体的历史大脉络。

(二)历史呈现和价值判断的合理呈现

历史本身是一个完整全面的实体，它不会因为人的认识而改变，但人的认识却会因为心中的壁垒而改变历史映衬出的色彩和形状［10］。任何历史的纪实难免会加入作者本人的感情倾向与价值判断，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若失去了这一价值判断，则失去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有的价值立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更要求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研究历史，把握历史的价值维度。

陈先生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有着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的信仰，守护着文化的质点，保卫着价值认同的最后尺度。而历史唯物主义和一般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出发点包含目的、评价，也就是包含有历史的因素、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我们应该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还要充分肯定现有人类认识的结果，做到继续深化并且反思与自省。但历史反思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反思则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要将合规律性要求与合目的性要求融为一体。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和总结历史文化，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他强调指出，“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继承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11］。正如陈旭麓指出的那样:“借鉴的现实性，应该得自历史的必然逻辑，决不应该是狗尾续貂，强加臆言。强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对历史的袭读，而对现实则是歪曲。”［12］因此，只有学习借鉴优秀的学术研究方法，才能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径和方法研究的发展，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而解史模式的转变也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二级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优秀的理论范式。

［1］(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02 －303.

［2］陈旭麓文集(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52，438.

［3］刘晗.历史唯物主义性质问题的研究现状与趋势［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2.

［4］王丽华.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与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9.

［5］杨国强，周武.陈旭麓与当代中国史学［J］.时代与思潮，1989，(2):142 －149.

［6］曾邵武，黄莉.心理历史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J］.教学与管理，2009，(4):104.

［7］陈旭麓.浮想录——随感·序评·诗词［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136.

［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76 －87.

［9］宋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0 －11.

［10］宋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建设和使用的若干断想［J］.思想理论教育，2010，(19):55 －57.

［11］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学习时报，2011－09－05(1).

［12］李彪.陈旭麓史学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Influence of CHEN Xu－lu's Solution Mode of History on Teaching“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ANG Fe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CHEN Xu－lu is a great scholar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His writing style has a new look with the break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the problem domain and has realized the change from the“history of political solution”to the“solution to social history”.He integrated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nd research，restored the role of the social structure，social life，social awareness in the major political events in modern China，the alien invasions，the East and West collision and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A new paradigm is given for the teaching of the“modern Chinese history”.And a new point is provided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Marxism in China.

understanding mode of history;problem domain conversion;modern Chinese history

K061

A

1674－0297(2012)02－0017－04

2011－09－13

王 飞(1988－)，男，山西应县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

(责任编辑:张 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