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汉群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伦理困境与价值重构

俞汉群

王阳明在明朝中叶提出“知行合一”，意在针砭当时知而不行、功利之习盛行的现实流弊。他将知行关系分为“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三个层次，认为都无碍于成圣之道，但他忽视了主体的自觉差异；他将“行”界定为意念由发动至展开成为行为的整个历程，混淆了知行在具体实践过程的界限。但“知行合一”类的“完美道德的劝世良言”也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而伦理学研究者更应努力将正确的伦理价值判断付诸道德实践。

王阳明研究；知行合一；伦理困境；功利主义

众所周知，“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伦理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知”与“行”也是一对重要范畴。劳思光在论述“知行合一”时指出：“第一，阳明所谓‘知’，指价值判断而言，即‘知善知恶’之‘良知’；而所谓‘行’，指意念由发动至展开而成为行为之整个历程言。第二，阳明所谓‘合一’，乃就发动处讲，取‘根源意义’；不是就效验处讲，因之不是取‘完成意义’。 ”［1］笔者认为，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有其内在的现实价值，但要想在具体的伦理环境中得以实现，却面临着内在与外在两大伦理困境。

一、“知行合一”的古代伦理价值重现

《传习录》曰：“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