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顺江， 王 松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在新世纪应运而生，作为结合了全球生态化思潮与华夏文明智慧的中国式、跨学科译学理论，生态翻译学自诞生之初便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生态翻译学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1]5，包括一系列理论视角，其中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翻译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2]，“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1]7。

诗歌是对现实生活语言的高度提炼与浓缩，世界文化语境的多元化造成了不同国度的诗歌从语言形式到思想感情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诗歌翻译甚至被视为“徒劳无功的”[3]。然而，“越是不可能的事情似乎越具有必要性”[4]29，译诗活动从未停止过，成功的译作亦不鲜见。中华文学宝库的瑰宝、世界文学的奇葩——唐诗，吸引着各国人民，其在法国的译介源远流长、影响颇大。法国汉学家德理文，女诗人朱迪特，法籍华裔学者兼诗人、作家程抱一都曾译过唐诗，他们的译作风格迥异，却皆取得了成功。此三种类型的译作可视为三种面向的翻译，即面向译语读者的翻译、面向译作和创作的翻译以及再现原作诗学的翻译。

以生态翻译学考察这三种面向的翻译，可看出不同的取向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体现了译者对其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特定的生存环境同时造就了译者的个性和翻译特色，二者交织，诞生了各具风格的译本，翻译常常“不再是对等或等值的问题，而是注重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的语文化的颠覆作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