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业文， 彭轩雁

(湖南工学院 思政部，湖南 衡阳 421002)

1953—1957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农民“闹粮”“闹退社”事件。作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一翼的统购统销与合作化，在其贯彻实施与快速推进中，不可避免地实行了对农民的“剥夺”;加之在其推行中，生产关系变革的某些环节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激化了国家与农民、工人与农民以及农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引起部分农村地区“生产力起来暴动”。这是农民“闹粮”“闹退社”事件发生的重要深层次原因。

但是，统购统销的贯彻实施和农业合作化的快速推进中，农村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的工作作风，以及农民眼前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侵犯则是导致农民“闹粮”“闹退社”的直接原因。本文仅就这类直接原因进行详细分析。

一、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与恶化

(一)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表现及其影响

早在1953—1954年度的粮食统购统销中，由于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购统销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加之时间紧、任务重，部分地区的农村党员、干部出现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甚至违法乱纪的工作作风。个别地方甚至还使用“熬鹰”、罚立定、摇煤球、唾、骂、捆、打、吊、冻、扣、拷打、假枪毙等违法手段[1]。

据统计，河北省高唐县共87个乡、560个村，有37个乡的53个村发生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事件86起，造成自杀事件22起(内有自杀未遂8起，死亡12人)。犯有以上错误的干部62人，其中区级干部20人，乡干部14人，村干部2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