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文豪

苏联剧变的原因探析

邢文豪

苏联剧变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重打击，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的重大挫折，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但这只是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失败，却锻炼了全世界人民的思想意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警醒和鉴诫。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脱离工农大众和无力应对风险挑战，都是苏联剧变不可忽视的原因，应该对此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

苏联剧变；苏联共产党；原因

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红旗的降落标志着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性剧变的最终完成。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74载的沧桑岁月之后，苏联成为20世纪末期苏东“社会主义大家庭”多米诺骨牌式倒塌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苏共的解散、苏联的解体和制度的转变，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范围，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题。苏联剧变是在国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长期积累、潜伏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

一、苏联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是引领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指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部分，平等、民主、自由、公正和人道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其它任何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苏联共产党在与修正主义和各种反动思潮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列宁主义，带领苏联经受住二战的严峻考验并有效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使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发展为多国胜利，给全人类昭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但卫国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虽然及时地转向新经济政策，却对苏联体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导致了具有重大缺陷和弊端的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在其后长期的改革中也没能得到应有的纠正和完善。

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个人崇拜现象就像挥之不去的阴霾，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未能得到真正的保障和巩固，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始终没有真正的贯彻落实，这在日后深化发展为一种难以根除的体制性弊端。党内干部大清洗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在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都产生了长久的不良后果，特别是对苏联的后代人产生了“谈虎色变”的心理畏惧和恐慌。缺少民主与法制的过度集权式政治体制、缺少效率与效益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缺少独立与自由的学术文化氛围，这些都不利于社会创新精神的培育和创造性的发挥，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由于对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在经济建设上过多地采用政治运动和行政干预的手段，使得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日益趋于混乱。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停留在文件和口头上，实际上形成了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奇特现象。这导致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崩溃，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苏联社会各种问题逐渐累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民主社会主义对苏联意识形态的侵袭一直是苏共面对的严重挑战。“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复苏，是从赫鲁晓夫盲目接受西方人道主义和抽象的人的观点开始的。 ”［2］他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与“和平过渡”等修正主义观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国家学说，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而这正是苏联共产党存在的最牢固基础。政治经济学党性和阶级性的丧失，忽视了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历史辩证法的背离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复活，用个别的、局部的事件掩盖整体和一般，人为地歪曲、丑化苏联和苏共的历史，走上了一条乱史灭国的道路。苏联哲学的抽象人道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传播和泛滥，苏联否定了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应始终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其历史观的斗争放在思想理论斗争的首位”［3］，应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严防资本主义腐朽落后思想的传播和渗透，对马克思主义做到坚持和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二、苏联共产党脱离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是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

在那个充满战争与革命的动荡年代里，布尔什维克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与人民群众并肩作战，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在工农大众的坚决支持和拥护下取得革命成功并走上执政地位。而无论在剧变发生前广大党员特别是工人党员的退党热潮，还是剧变发生时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无动于衷，都说明当时的苏共已经失去了社会普遍的信任和支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苏共就被它一直宣称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抛弃。苏联模式中的过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和软弱低效的监督机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忽视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和社会建设的主体性作用，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英雄，是政党生存的根基和环境，是无穷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脱离了群众的政党不可能做出最英明和富有远见的决策。只有始终忠实地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时刻和人民群众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才能不断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从而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

苏联共产党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共同影响的产物。苏联对党政领导实行高薪制和兼职取酬制度，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受着普通百姓无法企及的各种福利。由于党内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和人民监督作用的不能有效发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和生活腐化等现象滋生蔓延。他们逐渐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形成高高地凌驾于人民和社会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领导集团超稳定和“老人政治”的现象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苏共领导者的平民主义宣言与他们的实际行动严重脱节甚至直接抵触，他们要求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多的付出和牺牲，自身却毫无节制地享受和挥霍社会财富。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财富之多，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4］他们到后期竟然发展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重要掘墓人，从内部对苏联和苏共这座社会主义堡垒展开无情的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苏联可以说是祸起萧墙。

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措施要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实际需要，把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好和发展好。“不能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借口人民群众根本的或长远的利益来搞大而空的事情，从而损害人民群众具体的切身利益。”［5］苏联过于重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致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日用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应长期不足。人民的生活状况始终未能得到足够的改善，人民群众不能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带来的富裕和幸福，苏共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自身生存发展的基础。政治宣传与生活现状的对比加重了群众心理的不平衡，苏联老百姓不认为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在剧变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中，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人民的占7%，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人员的竟占85%。党群关系的疏远和冷漠由此可见，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多次选举中和剧变发生时苏共遭到人民抛弃的原因。

三、苏联共产党不能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苏联一直是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前进的道路注定是一条充满风险挑战的艰辛曲折之路。苏联在其历程中多次错失发展机遇，“尽管几十年间，苏联国内外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但苏联模式却并没有与时俱进，及时实行实质性的改革与创新。”［6］斯大林专制独裁而压制改革，赫鲁晓夫盲目冲动而急躁冒进，勃列日涅夫僵化保守而只求完善，戈尔巴乔夫则迷失方向以至于在对苏联社会的改革中断送了党和国家。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关于个人崇拜极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做出主观武断的全盘否定，直接导致西方世界掀起全球性的反苏反共高潮。从此之后，斯大林罪行、斯大林体制和斯大林主义就成为人们热议和抨击的对象，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渲染、夸大和歪曲的对象，为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突破口。这样的举动也降低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为苏联政治方向和历史命运的改变埋下了祸根。

苏联自认为其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具有一般性和国际意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是通向共产主义唯一可行的路径，总是试图把这种模式强加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1947年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随后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破裂，1956年对匈牙利改革的干涉、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和1979年出兵阿富汗的霸权主义举动，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出严重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这种做法抑制了可能出现的多种社会主义模式同时存在、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国际声誉并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谐团结，弱化了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从而削弱了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在任何国际环境中都会自我毁灭的体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重要的诱因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相继推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里根主义”和“超越遏制战略”等，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对苏联进行渗透和打压，在苏联内部拉拢和培植反苏反共的社会势力。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由于其思想认识的迷误和形势判断的错误，他的改革不断出现决策失误以至迷失正确的政治方向。1988年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他举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进一步强化了民主化、自由化和多元化的改革方针，使他成为从内部瓦解苏共的操刀手并形成了肢解苏联的三把刀子。由于放弃了对新闻出版等舆论媒体的有效控制，大量丑化革命事业和革命领袖、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得以发表，在苏联制造了反动的舆论和文化氛围。加之“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等西方媒介的大肆渲染和污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形象遭到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和苏联存在的合理性，搞乱了苏联改革的步伐和社会主义的阵脚。面对党内反对派、社会反苏反共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日益猖獗的活动，苏共在戈尔巴乔夫错误上层路线的指导下无原则地妥协退让，甚至于修改宪法和放弃党的领导，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则步步紧逼、加紧夺权。1991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挽救苏共和苏联的最后尝试，但却无异于螳臂挡车，无法挽救急转直下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的全面危机，最终苏共彻底失去了应对之力，酿成了“亡党亡国亡制”的悲剧。

四、结语

苏联剧变加剧了经济的衰退状况和社会的混乱状态，造成了国内生产的急剧下滑、商品价格的飞速上涨和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原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痛定思痛，对我们有以下启示：要牢固坚持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不断增强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理论创新推动社会的全面创新和生产力的大发展，持续提升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竞争力、影响力和吸引力；要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根除党内的贪污腐败现象，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创造性，增强抵御风险和防腐拒变的能力；要高度重视党群、干群之间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深情，充分尊重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发挥其社会主人翁的作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苏联剧变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悲剧性事件，值得每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铭记与时刻鉴诫，但它丝毫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0.

[2]隋成竹，奉茂春.教训与启示：苏联意识形态演变中的民主社会主义因素[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2）.

[3]曹长盛，张捷，樊建新.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8.

[4]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282.

[5]孔寒冰.苏联东欧国家在党群关系方面的教训[J].俄罗斯研究，2006（1）.

[6]高放，李景治，蒲国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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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2）09-0016-03

邢文豪(1988-)，男，河南南阳人，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637009）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2012-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