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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康区“边学”初探

2012-08-15张小林

关键词:西康师范学校康定

张小林

清末民初康区“边学”初探

张小林

清末民初,康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四川甘孜州的“边学”高潮迭起。经考察认为:“边学”兴起实际是“边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这一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

清末民初;康区;边学;边政

四川甘孜州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始于清末,民国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清末还是民国,设立学校实为当时政府办理“边政”的一项重要举措。积极倡导兴办康区教育的赵尔丰提出,办学的目的在于“怀柔远人,化民成俗”。而作为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也明确把教育当成建设西康,实现他“德化政策的生力军”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把学校教育的主要职能限定在政治的战车上。

一、清末康区的现代教育

“西康环境特殊,自有其生活、习性、语言、文化。至固有教育,当推宗教,寺院有如学校,喇嘛等于学生,直称为‘宗教的教育’亦无不可。惟除少数高僧精研佛法外,其他平民什九殆无教育可言……光绪三十三年,赵尔丰积极经边,照会吴嘉谟充任关外学务局总办,教育统由政府主持,强迫入学,锐意推进。四五年间,成绩卓著。 ”[1]441可见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前,四川康区几乎没有政府组织的学校教育,而仅仅是出于藏传佛教的经堂教育。直到赵尔丰管理康区时,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官办教育才开始发轫。这种官办教育的发轫,并不是自然的发展序列,它是建立在光绪三十一年的平乱基础之上,可谓“边政”之要务。张敬熙在《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一文中写到:“……炉境以西,仍只限以常贡作为外藩,初不利其土地。乃夷情反侧,日逼一日,甚至戕我使臣,抗我颜行。幸蒙天恩震慑,始获以次敉平。乘此迎其向善之机,纳诸文明之域,诚盛举也。……此学务之兴,所以万不可缓。”[1]444从这段记载中不难发现,清朝末年在康区兴办学务的动机,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化外于内,通过兴办教育将蛮夷其地、其民纳入帝国的体序之中,客观上促进了康区现代教育的发展。

(一)关外学务局

“关外学务局”是康区现代教育的真正开端。正是由于康区当时所处的化外背景,以及帝国的遭遇,促使了关外学务局的诞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上奏朝廷说:“总期不负我国家怀柔远人,化民成俗之至意。”[1]444正是由于赵尔丰的奏章及其表陈之意,光绪皇帝朱批准奏。其实关外学务局在当年四月已开始了运作。皇帝朱批准奏,意味着关外学务局的正式产生,康区官办学务事宜也就此展开。就关外学务局的组织而言,“窃查边学逐渐推广,现已达二百余堂,局中应办事宜,较之开办之初,奚止十倍……分科办事以重责任而免误公。”[1]446这说明从光绪三十三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四五年的时间,它从最初的两人书记员开始,不断增设职能部门和人员,学务局组织规模不断扩大。

赵尔丰积极的经边措施和关外学务局的运作,在清末四五年间,四川康区的现代教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赵尔丰平定巴、理、乡、稻四县后,立即着手学区设立和划分工作,具体事务由关外学务局办理。学务局在康区划分学区,“中区——巴安属之,巴塘粮员董涛为学务总理,总校长由局员张卜冲兼任。东区——理化河口属之,里塘粮员李克谦为学务总理,总乡学务总理,稻城委员张中亮为稻城学务总理。总校长由局聘邓思缜充任。西区——盐井属之,盐井票里局委员段鹏瑞为学务总理,并兼任各校校长。”[1]449在宣统后两年里(1910-1911),为进一步加强对康区的治理,学务局在原有的四个学区的基础上,对康区做了进一步的学区划分,至宣统三年,学区增化为八个,“中区巴安、得荣属之;南区定乡、稻城属之;西区察雅、昌都、贡县属之;西二区盐井、宁静属之;北区白玉、武成、同普属之;北二区德格、邓柯、石渠、甘孜属之;东区理化、雅江属之;东二区康定属之。”[1]453

(二)官办学校教育

与学区划分同步进行的是设学举措,当然在关外学务局还没有正式成立之前,设学工作就已经展开了。这主要是光绪三十二年在成都开设的师范性质的“藏文学堂”,其建立主要是出于为康区教育造就师资的目的,同时在选生入学上也有它特殊的时代性。布政使许涵度、提学使方旭会议关外学务办法中说:“……欲广设学堂,必多聘教习。内地汉文教习,又不能直接讲授,佐以翻译,乃能通晓。……至造师之法,似宜仿京师国子监藏文学堂例,于炉城地方特设一级优藏文学堂,选内地各项优等卒业生,则其志趣坚卓,有远志无气习者……夫以明于科学之人,专令其练习藏语。”[1]447在学部咨复川督咨文中:“该处兴学伊始,自以小学教员为急需。所设藏文学堂,既不须一年已可毕业,应改名藏文专修学堂,招取内地已习师范及曾习各种科学之学生入堂肄习,乃能应用……”[1]477从这两段文献记载可见,无论是炉城拟办的藏文专修学堂还是成都已经设立的藏文学堂,其直接目的就是培养康区办学所需的师资力量。同时也可以看到,在选拔师资培养上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即所谓的志趣坚卓、有远志无习气等以及内地之学生,这为以后在教学过程中,教化边民、传播汉治奠定了基础。

从光绪三十三到宣统三年在学堂的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几年之内,康区的教育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发展,建立各种学校,培养了各个层次的学生,投入师资人数也是较多的。虽然这个数据统计不完全,但它反映了教育的现状是不可质疑的。与此同时,师范教育培养的藏汉双语人才为后来康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师资基础。

(三)教育理念

清末康区教育,客观上提升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素质,加强了藏汉之间的了解,同时作为治理边地的“边政”措施也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我们从康区的教育理念就可发现它的出发点是基于同化、治理为首要目的,正如张敬熙在《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中写道:“适赵尔丰督办边务,特采改流政策,既以武力征服于前,仍欲施教感化于后,……所谓端正趋向,即教育宗旨所具体之‘忠君’,‘尊孔’。盖以忠君尊孔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之距异说者’。赵尔丰初抵巴安,即杀堪布喇嘛以祭凤全,并毁造乱寺院以为喇嘛作恶者戒。故斯时期教育思想,除反对宗教以距异说外,更积极提倡忠君尊孔用符教育宗旨。”[1]497再看当时较为流行的课本,即赵尔丰在《戍生周刊》上发表的《西陲三字韵语》:“信喇嘛,迷宗教;僧日多,种难保。能返俗,长子孙;求实用,庇本根。尔边远,少智识;入学堂,知大意。其要旨,两言总;一忠国,一尊孔。圣天旨,抚边民;勤向学,莫优贫。”[2]155忠君、尊孔、教化边民之要旨清晰可见。

同化教育工作在清末的很多文献中都有体现,在布政使许涵度、提学使方旭的关于关外学务办法的文件中说:“于开通知识之中,即隐为混化种族之计……惟查关外兴学与内地不同……关外番僮,獉狉初启,除注重普及教育外,则惟官话与手工两项学堂而已,不能聚语以专门也。盖必习官话之人多,而后群情可以通;识汉字之人多,而后文化可以溥……”[3]499还有就是在清末的官办学堂教育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入学的学生必须改用汉姓,并赐予名派,根据文献《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的记载,当时对男女学生的名派各有不同,但男生的名派多为文明、开化、忠君、爱国,女生的名派则按照汉族的传统道德为基本要求,女人的三从四德是必备的礼数教养。

二、民国时期的康区现代教育

(一)教育机构的设立

教育机构是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前提条件。1912年尹昌衡率军西征,成立川边镇抚府,在政务处下设教育司。1914年川边镇守使成立,在政务厅下设教育科。1925年刘成勋任西康屯垦使,在任期间成立了教育厅,办理西康教育兴学事务。1927年刘文辉实际已经控制了川边地区,而在1933年“二刘”大战,战败后的刘文辉退守康区,在这期间,刘文辉接管了西康的“边政”事宜,教育上首先在康定设立西康特别区政务委员会,其中第二科主要负责办理学校教育。1935年刘文辉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对西康的教育做了初步的规划,设立教育科专管教育。1939年1月1日民国政府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很注重对西康的统治策略,他把发展近代教育作为开发和治理西康的一项重要措施,设立教育厅统筹全省的学务,整顿教育,筹拨经费。各府县一般都设第三科专管教育,没有设立第三科的则由秘书或第二科管理教育。同年,在康定又建立了边民教育委员会,1942年改组为边疆教育委员会。1947年,西康地区各县改教育科为教育局,下设秘书、督学、视导员、会计、事务员、人事管理员等,进一步完善了教育行政机构。

(二)刘文辉的“边政”兴学

民国时期,西康地区主要是刘文辉的势力辖区,地方的各项事务基本上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所以要看这个时期的教育兴学,主要的着眼点应放在刘文辉身上。他认为要在西康地区“厉行经济建设,可以使本省经济由贫穷到富裕;讲到加强民族联系,可以使本省民族由离散到结合,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圆满完成,却需培养人民的知识力,使本省人民由愚昧进于聪慧……所以发展边疆教育,天然又成为本省中心任务之一。”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教育是三化政策生力军的论断,即“德化、进化、同化”。三化政策环环相扣,组成了刘文辉关于边疆教育的基本思路和出发点。针对教材、师资和学生,他又提出了发展边疆教育的五点办法,即:编订特种教材、编著各种语文对照课本、培养特种师资、中级学校酌设方言课程和实施流动教学制。在谈到教育的要旨时刘文辉这样说:“本省边疆教育之要旨,在发展康、倮各族之知识力,使之同化于汉族,由愚昧进入聪慧,共同维护本省之生存……若把康、倮各族同胞,教育成为现代化之国民,教育成为富有国家意识之国民,人人聪慧忠勇,人人爱省爱国,则我西南国防,千年万载,固若金汤。 ”[4]727

(三)学校教育

民国时期,康区教育较清末有很大的发展,具有了完备的教育体系,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学校体制健全。

初等教育主要是小学教育,包括国立、省立和县立小学三种类型。小学教育的发展为中学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中等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包括初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初级中学主要是西康省立康定中学和泸定县初级中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为培养生产建设人才,开发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发展和巩固边疆地区,并补充抗战物力的需要,要求边疆民族地区采取措施发展职业教育,甘孜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因而开始发展起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逐步建立,主要有西康省立康定商业职业学校、西康省立康定农业学校、省立康定医事职业学校和省立甘孜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师范学校或者说是师范教育,在清末的时候就起步了,如前文提到的速成师范学校和师范传习所。民国时期,特别是西康建省以后,师范教育进一步发展,有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和国立巴安师范学校。1934年秋,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在康定开办了康定分校简易师范学校。省立师范学校主要有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和西康省立第一边疆师范学校[5]97。县立师范学校较少,只有泸定县立师范学校。高等教育在康区应该说起步最晚,1947年2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升格,宣告“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是解放前康区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到1949年停办,为康区培养了200余名师资。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不论是清王朝帝国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以及川边的康区地方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对康区的统治。这些统治措施繁复,主要是完善行政建制、规范统治方式,此外,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创办新式的官办学堂教育。在这40多年内,康区甘孜(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现代学校教育从无到有,逐步建立了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制,培养了一定数量的师资,并在客观上提高了当地民族的文化素养。而从赵尔丰的“怀柔远人”到刘文辉的“以政翼教,以教辅政”,无不体现了边区教育的本质,即把边疆兴学作为“边政”来同化和治理川康。然而,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兴学”措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官方都把出发点、措施和最终目的放在政治的范畴之内,从来没有脱离过政治的轨道。

[1]张敬熙.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M]//赵心愚,秦和平.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2]赵尔丰.西陲三字韵语[J].戍生周刊,(1~30期合订本).

[3]赵心愚,秦和平.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4]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M]//赵心愚,秦和平,王川.西康藏族社会珍惜资料辑要.成都:巴蜀书社,2006.

[5]甘孜藏族自治州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教育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K258

A

1673-1999(2012)01-0146-03

张小林(1980-),男,满族,内蒙古赤峰人,硕士,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文新学院教师。

201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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