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涵

这个新年微冷

◎崔子涵

参赛单位

北京四中流石文学社

此时，小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周围爆竹的声音远不及几年前那么猛烈。自打北京城里解了禁，来这里—北京和天津交界的地方—放鞭炮的人就少多了。

但这条路，我是年年都要走的—它是通向老宅的必经之路。路不宽，原本是条胡同，两边都是平房。每年大年三十从城里赶到这儿，天刚黑，平房里的人家准备着年夜饭，家家户户都开着大灯，灯光透过窗户照亮了小路。转过两个弯，便到了爷爷奶奶住的老宅。

家里人习惯把那房子叫“老宅儿”，青瓦红砖，三间房围成了一个小院。据说它还是当年爷爷在矿物局的时候单位分的，论年龄，它比父亲还要大两三岁。“回老宅儿过年”对于我已成习惯。

不久前，当地要拆掉这片平房，由于春节，这片地现在是闲置状态。等节后工人们回来再清理、挖地基、盖高楼。我的周围是一片废墟：房子早已被推平，只有路灯还没有拆，无力地闪着白光。周围没有欢笑声和炖肉的香气，有的只是被路灯照得发蓝的瓦片和碎砖，还有推土机留下的浅浅轧痕。我试探着脚步向前走。

我要再去看一眼老宅儿，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了。

老宅儿并不难找：只要找到这棵香椿树和核桃树就行了。爷爷喜欢树，还相当专业。这两棵树也顶了大用：过去缺粮食，爷爷奶奶就摘核桃、拔香椿芽儿，这样才能保证包括父亲在内的一家七口不至于挨饿。它们种在院子的正中，树干上有浅浅的划痕，因为姑姑常在树上系绳晾衣服。从香椿树往北走七步，就是客厅，再往东走四步，是爷爷的书房。爷爷原来总是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晒太阳，摆弄着手里的核桃，等送报纸的来了，他就回屋看报纸，天天如此—包括大年三十。

评析

相对于写单独的一次过年之事，本文的角度有些特别：围绕一座老宅，怀念以往在里面过年的快乐生活。以老宅为地点，以过年为时间，串起了亲情之浓、回忆之美等感悟。因此，本文显得充满厚度。

说实话，以前我不大喜欢过年。一是嫌麻烦，每年老爸都会给我讲一些传统，说这一天不能干这，不能干那，应该怎么怎么样。二是太劳累，客人们来访，弄得我疲于应付。但一想到能去老宅儿，我心里也就舒服了些。老宅儿在三十这一天是不上锁的，推开门，奶奶就放下擀面杖，迎了上来，一口一个“宝贝”地叫着，之后大人们包着饺子唠家常，我就跑去摆弄爷爷的摇椅，到院子里陪弟弟踢球，再到每个房间去转转，看看家具挪没挪地儿—老宅儿虽然熟悉，但它每一次都带给我一些新鲜感。

那时候，我的新年往往是从大年初三开始的：送走了客人，爸妈也回到了城里—老宅儿里只有我和爷爷奶奶，还有姑姑一家。我可以躺在床上赖到下午两点，我喜欢看着尘埃在透过窗户的阳光下飞舞，自由而懒散。和姐姐喜欢逛庙会不同，我更喜欢呆在老宅儿里。我始终认为这宅子和我有一种亲近感。这里的每件事物都令我着迷，有的是因为我在城里见得少，比如炉子里烧得发白的蜂窝煤，比如架在院子里的那根摘香椿用的带钩子的长木棍；有的则完全是因为那种亲近感，比如我可以趴在地毯上数爷爷攒的硬币，比如我会津津有味地看那已经看过无数次的童话书。我感觉在享受老宅儿的安静、沧桑时，有一种归属感。到了晚上就陪爷爷他们打麻将，以纸牌代钱。小时候较真儿，输两张牌就哇哇大哭，爷爷这时还得削苹果来哄我，或者干脆让给我几张好牌。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没有任何限制，除了奶奶要求我必须早睡。为此我想了不少办法，有一次我把老宅儿里所有的表都向前拨了一个钟头以争取晚点睡，这个我原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最终还是泡汤了：因为我忘了奶奶还戴着一块手表。直到几天后老爸来接我，我才极不情愿地离开，只盼着来年春节，再回老宅儿。

后来回去，我发现爷爷奶奶老了。奶奶虽然还会迎上来抱抱这个比她高一头的小伙子，但她已不是两年前那个干活利索、手艺精湛的奶奶了。爷爷也开始咳嗽，走路的时候需要姑姑扶着，有时候一句话得跟他重复两三遍他才能明白。唯一没变的就是老宅儿了。

2010年，爷爷走了，老宅儿也拆了。相信他在天堂里还能住上老宅儿。

我隐约还能闻到老宅儿那特有的潮湿的味道。那味道我会永远记得。

奶奶和姑姑搬到了附近租的楼房，这个新年看起来依然热闹，但我总觉得少了很多：毕竟老宅儿的新年是不会有了。

手机响了。

“乐乐，回来吃饺子吧，”奶奶的声音，“弟弟妹妹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