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立

应强化宏观性战略性政策研究

宋 立

一、宏观性、战略性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获得自然科学研究一样的地位。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社会科学有所重视，相继成立了包括宏观性、战略性研究的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但在具体工作层面，包括宏观性、战略性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真正被重视，以致一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乃至学科发展不得不依靠“搭便车”方式。如改革开放之初，“软科学”概念的提出和相关学部的设立，使得管理科学等部分学科通过搭自然科学的便车得以快速发展。但总体来看，能够“搭便车”发展的，也仅仅包含了与自然科学直接相关的一小部分，并不能全面覆盖社会科学全部。

一是“创收体制”影响战略性研究机构发展并弱化了宏观性、战略性政策研究。以国家财政“甩包袱”为初衷的“创收机制”，实际上引发了事业单位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性、战略性研究尤其是政策研究。从根本上来说，“创收体制”适合以微观研究为主、具有直接市场价值的部分研究机构，不适合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研究机构。因为在“创收体制”下，为保障生存，从事宏观性、战略性研究的机构和人员不得不进行微观性、短期性的研究项目，同时在宏观性、战略性和微观性、市场性研究两条战线作战。这样，既不能一心一意地进行宏观性、战略性政策研究，也不愿心甘情愿地转而进行微观性、市场性项目研究，从而导致既不能专业化、高水平地完成从外部承揽的微观研究任务，也不能全神贯注地持续保障内部下达的宏观性、战略性研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