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徐金球

现状与问题

知识经济时代，发达的科技产业是主权国赖以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国民幸福的重要支柱，更是转轨和新兴市场国家确保发展速度、完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解决就业等问题的重要保障。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当前世界各国深陷债务和经济危机而被迫全面减缓发展速度的外部形势下，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中国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已被列入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而发展科技产业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科技企业，也叫科技风险企业。

科技风险企业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来讲，是区别于成熟企业的创业企业，它与一般企业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不同点：一是企业资产的特殊性，科技企业资产主要以无形的、专用性核心技术和人力资本为主；二是业务的特殊性，它主要是从事高新技术与产品的培育、研发，具有鲜明的技术性和创新性；三是经营的风险性，科技企业一般都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管理风险等；四是运营的周期性，科技风险企业的发展阶段处于企业生命周期前端，是最具“风险”的阶段性产物；五是严重的外部依赖性，科技企业运营时间短、规模小、实力弱，对外部政策和经济环境反映极其敏感。总体上说，科技风险企业具备新创企业、科技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特征。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科技产业的大发展，科技风险企业也呈现出良性发展势头，如注册的科技企业和行业从业人数逐年上升，面向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也不断增多，科技企业正日益发挥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孵化的社会功能。

尽管如此，当前，中国科技风险企业的发展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和挑战。一是科技转化为成果的速度慢、实施率低。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当前技术转化为产品的平均周期约为3.5年，专利技术的实施率仅为10%，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约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10%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30%～40%的水平。二是投入不足且渠道单一，融资困难。当前中国面向科技企业的社会资金投入总量仍然不足，而且主要是来自于政府财政拨款、银行技术贷款和企业自筹资金，风险投资所占的比例较小，且有限的风险投资其主体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民间的风险资本占比程度较低，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至少50%的投入来自风险投资水平差距较大。因此实践中科技企业由于受到自身规模、实力和业务属性等影响，既难以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也难以从政府和社会风险机构取得支持，很多时候主要靠自身积累。三是管理问题突出。科技企业的管理普遍表现出滞后性和被动型，也即管理很难主动迎合公司发展的需要，这一方面囿于科技企业的主要创始人一般是技术型专家，对公司管理问题有些力不从心，同时，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风险资本或者外部资金进入后所带来的复杂股权结构和不同背景的管理团队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制度治理剖析

当前中国科技风险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上述困难和挑战，虽然都是一些“新颖的缺陷”，但都是受其外部沟通、内部运作、组织治理模式与方式直接影响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其根源主要是制度治理路径和机制存在不足，这里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外部风险投资制度安排的问题，二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问题。其中前面一个是外因，后面一个是内因。

从风险投资制度问题来看，风险投资制度的中心课题就是如何解决科技企业风险投资的来源问题。从世界范围看，迄今为止，主要有如下三种风险投资模式：以银行为中心的风险投资模式，也称作日本模式，它的特点是风险投资52%来源于银行；以证券市场为中心的风险投资模式也被称作美国模式，也是迄今为止被证明为最有效的模式，其特点是风险投资主要来自于证券市场和封闭基金；中国台湾省是国家风险模式的主要代表。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尽管这些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效率上差别较大。

从风险投资制度来看，中国当前也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国家风险模式，政府不仅以财政拨款和银行科技贷款形式出资，还参与风险投资的运作与管理。这种制度一方面会影响或限制其他主体如个人和上市公司、信托、保险和证券公司、养老基金、商业银行和个人、家庭、外资等的资金进入，从而不利于构建多主体的风险投资网络，而且另外一方面可能会造成代表政府出资的风险投资机构“一股独大”，从而重现由于所有者缺位和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国有企业道德风险问题。同时，中国当前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也有待改进。目前上市套现成了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通道，但由于上市资源的稀缺和周期较长，使得国内风险投资很大一部分必须依靠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从而使得风险资本家和创业团队之间的控制权之争变得异常微妙。这也是长期以来民间风险资本的投资热情不高，且投资极为谨慎甚至挑剔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当前中国有关风险投资和科技风险企业运营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比较滞后，社会信用体系也有待完善。由于科技风险企业的三个不同契约主体：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和创业家分别掌握和运用着不同的资源要素如风险资本、专利和人力资本等，并且在公司运营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因此它们关系的维系和协调异常复杂，客观上要求完善的法律、法规与之适应。并且科技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存在着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相关的契约的既有正式的合约，更多的是基于信用的非正式契约，因此，对社会信用体系有着一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这就是很多科技风险企业很难从风投机构取得资金并获得稳健发展的制度性根源。

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来看，科技风险企业治理实质是科技与资本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创新，其内部治理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好风险资本家和创业者之间在责权利上的分配，使其在一个法制健全、契约有效、产权有保证的市场中均衡发展，实现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其中保证效益和效率是中心。该类企业公司治理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其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性和各主体自身的特性。因此，研究中国科技风险企业治理机制问题不仅可以系统地分析影响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且可以总结经验，为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提供思路。

科技风险企业存在三种类别的委托代理问题，它们依次是风险资本家与创业家、创业家与风险企业、风险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等，其中风险资本家与创业家之间的代理问题是焦点，创业家与风险企业之间代理问题是重点。与一般企业的代理问题略有不同的是，该类企业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与角色相关的部分之外，还有源于各自对自己投入生产要素的了解与预期上的不对称部分，它包括风险资本家对自己的风险资本和创业资本家对自己核心技术等投入要素的判断。这也是科技风险企业治理复杂性的基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风险的不对称，知情的一方会进行利己性行动或推动自利性决策，损害或侵占另一方或其他方利益，从而产生一系列治理问题，如创业家的在职消费、怠工、管理效率低下等。而风险投资家和投资者对企业管理的渗透或参与程度也会影响企业治理的差异。理论认为有经验和能力的风险投资家介入科技风险企业的治理，有助于解决代理问题，增加企业价值。但这需要进行有关的激励制度设计，一般认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如实物或股票期权、声誉等可以激发风险资本家的参与意识，提高其介入程度。

另外，科技风险企业受自身企业规模、合作主体参与方式、投资的阶段性进入、信息的同质性低以及强制性信息披露约束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其治理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即其治理目标的完成不是依靠制衡的治理组织结构而是通过契约型制度，如各主体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契约等，这样实际治理效果也大打折扣。

对策与建议

鉴于当前中国科技风险企业的现状，为全面促进中国科技产业的大繁荣，实现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本文认为应该要理顺和设计好相关的制度治理路径和机制，关键是要从外部制度设计和环境改造以及内部治理机制等来着手，分阶段、有步骤、有重点的有效开展工作，尤其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加快风险投资机制建设，扩大风险资本的来源和渠道，完善资金的进入、退出制度，优化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未来我们应通过积极引导并创造相应的制度来扩大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和主体范围，重点是要增加民间风险资本的有效供给，努力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民间资本为主体的、政府进行引导的多元化风险投资网络体系，全面吸纳并应包括个人、家庭和法人及政府、境内外、上市公司、信托、保险和证券公司、养老基金、商业银行等资金；健全风险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推动并建设活跃、发达的市场体系；加强投资者的教育和培养，塑造一大批合格的投资主体和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完善以二板市场、股权等为主的退出通道和机制等。

另一方面是引导科技风险企业改善治理机制，完善激励机制，建设、健全基于生产要素和组织特征的利益分配制度体系。我们应引导科技风险企业尽快改善公司治理，优化内外部投资者关系管理，建立起适合业务属性和组织特征的以各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治理机制，探索并完善包括现金、实物、期权等管理者激励手段和体系，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合理配置企业控制权，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尽可能对应，增加公司的信息披露，减小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委托代理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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