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垒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500）

毛泽东的思想与儒家文化

王 垒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500）

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传统与现代之间，既有矛盾性的一面，也有同一性的一面。因之，人们在面向未来之时，既不能完全割断传统，又不能无批判地继承。只有进行深入的批判和扬弃，才能拨开重重迷雾，在科学理性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的优秀素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民胞物与”，被视为既突出实践理性又富有人文情怀的精神。毛泽东自小深受传统教育的系统熏陶，在他的思想中的许多方面对儒家文化精神有许多深刻的认同。[1]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革命实践的密切结合，迈越时流，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实事求是”的核心精神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灵魂、精髓。这既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也是他对儒家文化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长期在农耕文化土壤里形成的儒家理论体系具有实践理性的特色，突出强调“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深受船山学派求真务实、勇于任事、革故鼎新的学风的培育，深刻陶铸出经世致用、不慕浮华、开拓进取的高品格。

1917年，毛泽东撰《体育之研究》一文，即标举顾炎武、颜习斋（即颜元）、李刚主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备加称颂，恰恰表露了他自己所选择的努力方向。毛泽东不但认真学习领悟“经世致用”的精神，而且还能见之于行动。他多次利用寒暑假，偕好友蔡和森等到各地进行“游学”活动，称为读“无字之书”，努力把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两者结合起来。这一实践理性精神在毛泽东身上极为鲜明，与同时代的先进分子相比，毛泽东更多提倡实地调查，讲求“穷源探本”地研究国情，注重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这一鲜明的特色，是与他系统研习并比较深入地接受儒家文化精神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在1941年重新阐释和大力提倡儒家“实事求是”精神，对推动延安整风，使人们真正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党内外开创一代新风。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原本是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关怀人生，关注现世，求真务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这一特色在汉、宋儒生空谈义理考据的氛围中，曾经受到遮蔽。至明清实学派儒家在“经世致用”四字上狠下功夫，努力讲求返本开新，求真务实的思想才又重新获得持续扩大的影响。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特意创出新解：“‘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的新解，继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传统儒家文化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释，使这一命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风与思想路线。

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一语，锤炼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精髓所在，是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对儒家文化精神中“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破除了建党以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长期桎梏。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科学阐释与大力倡导，进而经过延安整风的发扬，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终于在全党范围内得到确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理具于心”的主体信念

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都认为“理”就是宇宙的本原。所不同的是，前者主张“理”在心外，而后者则主张心即是“理”。当青年毛泽东认定“本源”是“宇宙之真理”时，他的立脚点是客观唯心主义；而当他进入认识论领域时，却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2]在这里，作为认识对象的“宇宙之真理”被移置心中，客观唯心主义便由此而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主流无疑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和触及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明显表现出唯心主义倾向。

世界的终极本原究竟是什么呢？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而“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正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或朱熹的“理”一样，青年毛泽东所持论的“宇宙之真理”，就是某种既不依赖于自然界，也不依赖于任何人的独立的精神本原，它是全部现实世界的灵魂，自然、社会以及思维领域的各种现象都不过是这种“宇宙之真理”的表现而已。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断言精神性的“宇宙之真理”是世界的本原，这是按照儒家客观唯心主义学派的观点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回答。

毛泽东认为：“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这样一来，既然人心和宇宙真理相贯通，那么，探求宇宙真理和发挥“心力”的作用也就自然得到统一。通过赋予宇宙真理以二重性，毛泽东就把他历史观的重点转向于发挥“心力”的能动作用。

毛泽东深信乃师杨昌济所传之“心力”说。毛泽东认为“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还精心撰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课程论文，把这一学说作了系统的阐发。对此，杨昌济极表赞赏，给评了一百分。将近20年后，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谈话时，追忆及此，还津津乐道，不禁喜形于色。《心力说》这样一篇体现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得意之作，今已无处寻觅；但夸大主观精神在历史上的作用，在毛泽东当年留下来的更多的书札和《批注》中，也是随处可见的。

三、“大本大源”的圣贤人格

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毛泽东认为真正探得“大本大源”的只有“曾文正”。曾氏以毕生卓越的文章事功，终获清廷赐以“文正”的谥号，他以“转移风气而陶铸一世之人”自命，善于将程朱义理与现实斗争相结合，使之成为护卫传统伦理纲常、镇压太平军以实现同治中兴的精神利器。因此，他历来被士大夫们尊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儒门“完人”。曾国藩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考究事实、多思多算、经世济民的务实传统，的确也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

对穷苦百姓的苦难的深切同情，不断驱使青年毛泽东强化舍我其谁的救世情怀。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恭录了宋儒张载的著名格言：“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进而对“为生民立道”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指出“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2]青年毛泽东坚决反对君子置整个社会以及黎民百姓的苦难于不顾，去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他对君子的期待，也是对自己的要求。而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总不能得到解决，民众苦难难见解脱，就不断强化了毛泽东舍我其谁的救世情怀。

四、毕生向往之“大同”理想

大同思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礼记》假托孔子的名义，很早就揭举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面“大同”思想旗帜。大同观念，在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许多对现状不满的著名人物，都把实现大同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有大同的影子；而以毁弃孔子牌位带头造反的太平军领袖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也都不忘称引孔子关于大同的描述。近代则以康有为著《大同书》，倡言“自由”“平等”，开始使“大同世界”具有了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色彩，同时也仍然保持了传统的空想烙印。而随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刊行于世并广泛传播，孔子儒家的大同理想再次唤起人们热烈的向往。从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曾热情地把西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与孔子的“大同”理想结合起来介绍给国人。毛泽东同样热烈地追求过这一理想。在《致黎锦熙信》中，最是念念不忘的，就是：“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在这一信中，毛泽东对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陷于水深火热的“小人”“愚人”充满悲天悯人的深切同情，对未来的“太平大同”的善良美好的理想表现出衷心的向往。

1919年，毛泽东在“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影响下，进一步将这种“大同”理想化为具体的“新村”计划，可见《大同书》和传统儒家“大同”思想对他的深远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更有利于青年毛泽东去进一步接受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而毛泽东在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然无限向往并纵情高唱：“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就已是在继承儒家“大同”理想的基础上又实现了新的超越。

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没有停止过对“大同”的向往与追求。他毕生的伟业丰功，以及他的错失，都与他对“大同”的认识和对“大同”的痴迷追求有密切的关系。[3]

[1]王垒.儒学渊源与毛泽东的文化选择[J].党史博采(理论版)2010(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3]王垒. 毛泽东的“大同”理想与实验[J].党史博采(理论版)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