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明 吴 桐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241）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诞生，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也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在长征时期，这条“生命线”显得尤为重要。

一、长征时期我党开展少数民族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长征。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红军先后经历了湘、桂、云、贵、川、康、甘、宁、陕等11个省区和苗、瑶、彝、白、藏、羌、回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区。红军长征经历的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社会政治形势也异常严峻。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我国广大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取得的。在西南、西北地区，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与现实政治相互交织，使这里的形势极为复杂。党和红军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事集团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和层层布防，还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处理好这一地区特殊的族群关系。

做好沿途少数民族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但有利于长征的顺利进行，而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发挥了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红军战士和各族人民群众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各路红军认真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同少数民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完成长征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二、长征时期我党关于少数民族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长征时期，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风俗习惯的宣传教育；坚持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并积极做白军中少数民族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

历史上，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行大民族主义，推行“羁靡”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恩威并用”“以夷制夷”“以夷伐夷”“分而治之”等策略，造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增加、冲突不断，使各民族间的信任减弱、隔阂加深。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依然存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在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一方面利用高官贿赂收买、扶植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土司头人、上层宗教人物，帮助其统治当地各民族；另一方面，又指使地方军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压迫和同化强制政策，这就使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对立和仇视情况更加严重。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对汉人充满戒心，尤其对汉人的军队充满仇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红军想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

针对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推行的反动民族政策，党和红军坚持主张各民族无论民族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1935年1月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就规定：“对于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的地主财富佬的压迫。”［1］p43红军每到少数民族地区，都会颁布相应的政策文件，或用布告等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在红军进入康藏地区时，《中共中央告康藏民众书》就向广大康藏民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以此同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民族政策相区别：“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殖民地的奴役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主张解放各被压迫民族，因此主张彻底的民族自决，建立自由的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的革命的民族运动。”［2］p234

彝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和封建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经济文化落后，生活及其贫困。“彝民生活之痛苦，远过于汉人。汉人还能耕平坦之田亩，彝民之田亩，日渐被川军之官长及当地官吏所侵占，而只耕植于山地。”“因其只耕种山地，故彝民平日所食者，亦只玉黍而已。至于彝民所居之家室，则更简陋不堪，以竹木编为壁，上覆松树皮，潮湿特殊，跳蚤成群。 ”［3］p409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彝族不允许汉族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红军想要通过彝区，困难重重。为了顺利通过彝民地区，1935年5月，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4］p29党和红军通过布告的形式，向彝族民众宣传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1935年10月陈云在《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但赤军善用宣传政策，向白彝申明共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并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意即打刘文辉的军队，因刘文辉压迫彝民甚烈）……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5］p410红军顺利通过白彝区成为我党妥善处理同彝民的关系，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部落的典范。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和宗教风俗习惯的宣传教育

民族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在许多情况下，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宗教深深影响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宗教文化也构成了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和宗教风俗习惯反映了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不同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中民族与宗教的这种复杂关系，使得红军在长征期间必须充分了解各少数民族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禁忌，以便减少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民众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因此在长征途中宣传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也成为党和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1935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通知各部队“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6］p163。部队每到一个地方，立即派出人员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并依据实际调查来发布切合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具体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等。党和红军在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和宗教风俗习惯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进行了积极的宣传教育。

松潘、理番、茂县地区是川西北汉族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交通闭塞，这些地区和外界交流很少，再加上地方军阀的反动宣传，污蔑红军，更加重了少数民族百姓对红军的疑虑和恐惧。红四方面军在进入该地区之前就发出了相关通知，强调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通知要求战士、干部了解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在向少数民族民众宣传党的纲领和民族政策的同时，还要求尊重回、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自由。这些都为红军进入该地区开展工作，做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准备。当红军一进入松理茂地区，广大红军官兵以身作则，耐心细致地做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严守纪律，秋毫无犯，热诚帮助百姓背水劈柴，救疾治病，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红军官兵的真诚，终于感动了少数民族百姓。”［7］p155红四方面军中流传的“熬盐迎亲人”的故事就是很好的典范。另外，红军在通过彝区时，刘伯承与大凉山彝族果基家头人果基小约丹按照彝族传统的风俗习惯，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并赠送武器、弹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武装的事例，成为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又一佐证。

党和红军还充分尊重回、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习俗。在通过甘肃回民区时，红军政治部特颁布了《回民区域整治工作》，充分尊重伊斯兰教及回民的宗教习俗。其中规定：“保护回民信仰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8］p29在经过康藏地区时，红军还特别注意尊重藏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藏民和喇嘛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院等宗教场所等。

（三）争取团结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的宣传与实践

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非常注意争取团结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是宗教团体和宗教群众的代表，尤其在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至高无上性。此外，各少数民族内部也有一些上层人士，如头人、奴隶主、封建贵族、土司、活佛、阿訇等。这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影响很大，具有很大的权力和号召力。党和红军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必须尊重、团结、争取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做好统战工作的政策宣传和政治实践。

党在这一时期的统战政策宣传，集中的体现在党和红军颁发的一些文献当中。1935年5月，中央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9］。通过分析少数民族中的特殊情况，我党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采用灵活的策略和方法，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上层人士是能够与党和红军合作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征期间，在为建立民族的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发生了许多生动而感人的事例。如布依族头人陆瑞光深明大义热情护送红军过境，羌族土司安登榜毅然参加红军，为民族的解放光荣献身等。这些事例显示了党和红军在长征时期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中做了充分可靠的思想政治工作，才使他们走上革命的正义之路。

在争取团结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中，党和红军也做了很大的努力。红军的一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都亲自做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有的还与一些宗教界上层人士订立各种政治或军事的联盟。在红军的教育团结下，许多宗教界人士都转变了思想，积极从各方面给予红军许多援助，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归化寺八大“老僧”帮助红军筹集各种粮食物资，一些宗教界人士协助红军安全过境，救助伤员并建立自己的武装配合红军作战。

（四）为争取国民党及地方军阀部队中少数民族士兵的宣传教育

由于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在长征之初红军就遭到了惨重的损失。特别是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过半，由原来的8万多人急剧锐减到3万多人。为了保存红军实力，保留革命的火种，需要争取更多的民众加入红军的队伍。因此，在途经云贵川等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争取国民党及地方军阀部队中的少数民族士兵及沿途民众对红军的理解和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对少数民族实行残酷的统治，经常抓壮丁来补充兵员。同时，他们对红军进行大肆的反动宣传和污蔑，许多少数民族民众因此受到蒙蔽，使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不了解红军而被迫加入国民党的军队和地方军阀的武装。为了更好的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瓦解国民党集团和地方军阀的反动武装，党和红军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1935年 《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中就提出了争取白军中少数民族士兵的宣传和口号。 “反对国民党军阀王家烈强迫苗瑶民族当兵！”“苗瑶弟兄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来！”“汉族弟兄与苗瑶弟兄一致配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王家烈！”［10］p3此外，关于如何对待被俘的少数民族白军，党和红军也做了规定：“对苗瑶士兵必须注意到他们的民族意识，依照湘江政治部关于苗瑶少数民族工作指示的原则进行教育。”［11］p4党和红军通过做白军中少数民族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们对红军的怀疑和误会，有利于他们正确了解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争取他们到红军队伍中来。

三、长征时期党对少数民族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红军长征期间，党和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一）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伟大的战略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红军长征所经历的西南、西北民族区域，自然条件极端恶劣，十分严重的民族问题和复杂的宗教情形使这一地区的形势更加严峻与复杂。同时，在党和红军面前，还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反革命武装的围追堵截和层层布防。正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对少数民族群众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红军通过以身作则，以言行一致的行动感染了许多少数民族民众，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从而逐步消除了少数民族与汉族民众、红军的隔阂和不信任心理，改善了少数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关系，促成了各民族前所未有的友谊和团结，密切、加深了各少数民族群众、宗教界人士与党和红军的亲密关系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认识。党和红军正是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有力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克服种种艰难险阻，顺利通过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为粉碎国民党集团企图消灭红军的梦想，顺利北上，实现战略大转移，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二）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推动了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关于民族和宗教的思想政治工作，传播了革命真理，提高了民众觉悟，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少数民族中间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每经过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都大力宣传、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同时还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吸收他们加入红军队伍。 “我们还在少数民族中如广西的瑶族、贵州的苗族、西康和四川的彝族中开展工作”，红军里面有不少人来自这些民族，还有人在本地继续投入到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革命斗争中，促进了民族地区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和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越西是汉人和彝人杂居的所在地，受官僚军阀的挑拨，汉彝之间的民族仇恨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红军来到这里，召集了群众大会，指出官僚军阀制造汉彝民族仇恨的侵略压迫与剥削的阴谋伎俩，并号召汉彝民众应该团结、联合起来反抗共同的压迫者与剥削者。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了当地汉人群众和彝人的不解之怨，他们对红军的认识也更加清楚。“于是附近群众自动投入红军的愈来愈多，在二三个钟头内，加入了十一团当红军的达七百余人，就是‘倮倮’加入红军的也有百余人。 ”［12］p285

（三）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为党以后做好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党和红军在长征期间制定和实施的关于民族和宗教的相关政策和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在不断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宗教及统战工作的相关理论，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时期，虽然党和红军还很不成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还缺乏一定的经验，但这些实践为我们党在长征胜利后制定和完善民族宗教政策，开展少数民族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军民关系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1］［2］［3］［5］［6］［10］［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朱德.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8］陈金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宗教问题［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9］周锡银.论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战宗教政策［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4）.

［12］李海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M］.成都，北京：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