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保存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西城区 100035）

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的图书出版可谓种类繁多，汗牛充栋。在这个繁花似锦的百花园中，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图书占据了突出的一角。本文对建国后有关南昌起义图书出版情况进行简单梳理，可以清晰看到，这类图书的出版有过两个高峰，有着三种不同的类型。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南昌起义图书出版的两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是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年时推出的、以《星火燎原》为标志的一批出版物。这个高峰，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前的一段时间。

1956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和全国各界发起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活动，广泛征集反映我军在革命战争各个历史时期英勇斗争的不朽业绩和珍贵史料。这次征文活动盛况空前，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阅改征文稿件，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同志亲自组织征文工作，550余位开国将帅和省部级以上领导人，数万名官兵、转业军人和地方党政干部踊跃撰稿，应征稿件3万余篇，总政治部专门成立了“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整理稿件，毛泽东为征文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这也是毛泽东唯一的为一部书的书名。朱德为这套书作序。

那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将领大都正值盛年，最年轻的才40多岁，他们充满激情的文字，写下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像干钧的“伟大的历史壮举”，袁也烈的“八一的枪声”，赵镕的“忆南昌军官教育团”，周士第的“起义中的二十五师”，粟裕的“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陈赓写的“从南昌到汕头”，傅连璋的“南昌起义的伤员”，杨至成的“艰苦转战”等。

现在看来，这一批出版物对历史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作者严肃认真，出版者也一丝不苟。比如聂荣臻写的《关于南昌起义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就三易其稿，反复修改，认真分析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被认为是确认南昌起义历史评价的基本调子的文本，有着重要的影响。赵镕在撰写“忆南昌军官教育团”一文时，认真考证当时的名称——到底是军官教育团还是军官教导团，为一字之差费心耗力。因此，我们说，这一批作品具有那一代人的品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影响了新中国几代读者。《星火燎原》丛书自1958年至1963年出版8卷，相继用13种文字、8种版本发行国内外，有56篇文章被选入全国中小学课本，共发行710余万册，被文学巨匠郭沫若誉为“用红宝石砌成的万里长城，记述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

在此期间，党史、军史工作者也相继出版了一批有关南昌起义史学类著述，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

第二个高峰，从粉碎“四人帮”开始，到纪念建军70周年前后形成。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在历史研究领域、文学出版领域开始拨乱反正。有关八一南昌起义的出版物重新升温。全国数十家出版单位加入了这个行列。有的地区性的图书馆（如河北张家口）也编辑出版了这方面的图书。这个高峰完全可以用“数量增加（数以百计），质量提高”来概括。其中，既有研究性的、学术性的著作，也有文学艺术作品；有新的文献、档案资料披露，也有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同志的回忆，还有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出版。像1979年出版的肖克主编的《南昌起义》，以及《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史话》《南昌起义摄影集》等。还有一批亲历者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撰写了《李一氓回忆录》《亲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亲历记——贺龙警卫连长随军见闻纪实》和陈漫远的《从南昌起义到渡江战役》等。

这些图书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革命历史题材图书画廊，对正确、准确反映这段历史，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真正认识南昌起义、研究南昌起义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上一个高峰相比，这些图书在走向真实、回归理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二、有关南昌起义图书的三种类型

纵观几十年来关于南昌起义图书，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1.亲历者说，这是有关南昌起义的图书中分量很重的部分。共和国十位元帅中有六位、十位大将中有四位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还有一位元帅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都直接或间接的写下了回忆性文字。朱德晚年还和参加南昌起义的老同志一起探讨起义部队当时不南下到底会如何的问题。他们的回忆，是我党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匡正历史，再现当年，总结经验教训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局限，这一批出版物也不例外。这些老同志在撰写文章和图书的时候，必定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社会地位的制约。在他们看来，撰写有关南昌起义的回忆，一定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从军队的利益出发。因此，在写作中，他们写了他们认为应该写的，回避了一些他们认为不应该写的东西。这种局限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翻看当年的书稿档案，我们会看到有的将领在修改一篇南昌起义的文稿时，曾经要把林彪名字放在刘伯承、贺龙、陈毅的前面。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却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情绪。

“文化大革命”期间还一度发生过有人提出改建军节的问题，提出把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作为建军节。据杨成武同志回忆，1967年7月末，他陪同毛泽东在南方时，要回北京参加建军40周年纪念活动，临行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指示。他对主席说，有人建议把9月9日作为建军节，毛主席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9月9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华苏维埃作过决议。他们不懂历史，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社会情绪，也和当时政治观念有直接关系，既包括不懂历史的红卫兵，也包括党内、军内的一些人。好在那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清醒的。毛泽东明确说那是错误的。所以才没有闹出“朱毛会师”改成毛泽东与别人会师的笑话。

2.史传类、文史资料、研究类图书。

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系列领袖人物的传记和年谱，人民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和叶挺、粟裕等人的传记，大大丰富了南昌起义图书的画廊。有的传记出了好几个版本。无论是作为一般读者了解南昌起义也好，还是研究者当作历史资料使用也好，这批书的出版应该说为中国历史、为中国军队历史做出了贡献。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关于南昌起义文献选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南昌起义资料”，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等单位推出了一批南昌起义史论、南昌起义研究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有的作者引进了当今的学术手段进行了各种各样比较研究，比如把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比较，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比较，等等。

这些出版物对学术界争论的热点、焦点也都有所涉及。比如，南昌起义是不是中国土地革命的开端，南昌起义时为什么选择了国民党旗帜，南昌起义后部队应该不应该南下，等等。

3.有关南昌起义的文艺作品，纪实类、通俗类读物。

像其他重大历史题材一样，不少人都很想把南昌起义写成文学作品，甚至戏剧、电影。这类出版物也有几十种。比如《红色起点——南昌起义全记录》《南昌起义纪实》《南昌起义深镜头》，等等。这些作品的水平参差不齐。有质量较高的，也有以纪实的名义东拼西凑的。史学界往往对这类演绎的出版物表示不屑，有的干脆说这些人是“二道贩子”。其实生活中的“二道贩子”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流通领域里的组成部分，在图书市场上，这种情况也相当普遍。

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研究成果让更多人接受，让更多人知道，关键是要找到一种能够让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国内军内不少专家学者多年研究《三国志》《三国演义》，也写了很多书，却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易中天说《三国》，结果全国轰动。是这些专家学术造诣不够吗？不是，只是没有找到真正让更多读者所接受的形式、方式和手段。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宣传也需要找到这样一种形式。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进行了很好的尝试。

南昌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作品。建党有《建党大业》，建国有《建国大业》，建军也应该有一部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品。尽管人们对《建党大业》《建国大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对那些明星演绎的这段历史进程可以评头论足，可以说三道四，但是那么多人能自掏腰包，坐在电影院里认认真真看这个作品，就足以说明它存在的价值。这对青年人了解我们国家历史、了解我们党的历史无疑是大好事。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期待着能有既懂南昌起义又找到了恰当的表现形式的专家、学者、作家，写出无愧于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