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

降低做好人的成本是全社会的责任

■郭文婧

一项对7804人进行的调查显示，77.9%的人直言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76.1%的人坦言现在社会做好人好事的环境差，其中39.1%的人认为非常差；71.0%的人表示会被怀疑动机不单纯；50.6%的人认为会被嘲笑。（《中国青年报》5月22日）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下，坚守“道德人”的原则，就会使成本增加，利益减少；而人们作为“经济人”，自然会存在一种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漠视良心与责任的冲动。如果配套的社会机制不健全，“经济人”的冲动就会放大，就会造成诸多的社会道德失范现象，进而增加做好人的成本，尤其是做好人的心理成本，使想做好人的人也不愿，甚至是不敢做好人。

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国，现在却出现了做好人成本太高的问题，其原因值得好好反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究其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因为社会转型急剧发展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思想混乱。其中，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

一是反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的问题。本应该成为社会良心示范的群体，并没有承担起一定的责任，知识分子在商业炒作中沦落了人文精神，党员干部在腐败中消解了理想信念，于是“去道德化”成了社会普遍现象，庸俗、低俗、道德堕落之风蔓延。

二是反思道德教育偏离的问题。学校的道德教育长期奉行意识形态观念先行的知识教育模式，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脱节，也与人性要求脱节，效果不佳；加上学校、教师不诚实和弄虚作假等无声的行为示范教育，进一步加剧了学生的知行脱节。

三是反思社会管理的问题。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人们的生存成本迅速增加，而社会却拒绝支出道德成本，在发现社会紊乱的危机之后，却又处处拿着“维稳”的旗号试图去约束“解散”了的社会灵魂。

四是反思大量“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影响问题。在一个秩序社会，必须让无视秩序和破坏秩序者付出大于收益的成本，才能确立秩序的权威。但在现实中，有太多的无视秩序和破坏秩序者不仅没有付出与之对应的成本，反而成了“聪明人”，而一些恪守良心的好人甚至会“流血又流泪”，劣币驱逐了良币，做好人的心理成本骤然增加。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支持性资源”。如何降低做好人的成本，是我们必须要尽快解决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好的制度使坏人不敢做坏事，坏的制度使好人没法干好事，甚至还会使好人也变坏。”因此，重建社会做好人的良心自觉，必须从社会机制的建立健全着手。

降低做好人成本的社会机制该怎样构建呢？接受调查的人中，72.1%的人表示政府应制定相应制度，不让好人吃亏；70.0%的人指出要营造好人受羡慕、受尊敬的社会环境；62.5%的人指出要加强宣传引导，让好人有榜样作用；57.9%的人认为每个人都应从自身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与此对应，我们应该注重四个方面的社会机制建设。

一是社会道德建设机制。就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

二是刚性的法制秩序机制。提倡做好人，必须严惩做坏人。强调道德自律，必须以舆论、规范、制度、法律等他律性环境和刚性约束手段为基础和必要的支撑条件。在现代社会，这个刚性的秩序就应该是法制，我们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健全的背景下，重点应该由“有法可依”转移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面来。

三是做好人的成本补偿机制。“英雄流血又流泪”，后顾之忧不可小视。要让好人敢于做好事，就必须建立刚性的社会补偿制度，将道德从“贵族血统”和“圣人情结”中解放出来，从而保障好人做好事的积极性。

四是保障做好事收益的扬善机制。需要产生动机，动机产生行为。道德行为由需要诱发，而人的第一需求是追求利益以求得生存。应当对做好事的好人，及时给予他们需要的名誉、机会、财物等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从而解决好人“利益动因缺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