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生

（中山市城建档案馆 广东 中山 528403）

我国档案编研工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始，到《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汗牛充栋的各类史书，以及《通典》、《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和各朝皇帝实录等数不胜数的档案与史料汇编等[1]，硕果累累，历代不衰，从而构筑成一座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而在这宝库中，又有着许多写得文采飞扬、动人心魄的优秀篇章，被视为文学中的瑰宝而千古传诵。

一、文学在档案编研中的重要性

重视文学是我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便高度概括了文学对人的道德修养和政治教化的重要功用。又如《论语·雍也》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和《左传·襄公二十年》中引孔子语“言而无文，行而不远”，进一步提出了文章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对立统一关系[2]，文采对文章的重要性。这些精辟、经典的文学观点对后世读书人尤其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仕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但热衷于诗歌词赋方面的文学创作，而且在公文写作、书信交往、著书立说中也非常注重文采的运用。

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赞扬《史记》，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纵观古今众多史书，其所以无法与《史记》比肩，皆因为“略输文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