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广西 南宁 530007）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即发出“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1]之语，提出“史界革命”，反对“君史”，提倡“民史”[2]，主张著史应成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3]，“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4]。这无疑为新史学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梁氏所倡导的“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为全社会之业影”，即是再现人类社会的整体脉动。这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要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既要反映官事、官员、官政，还要反映官事、官员、官政以外的民众生产、生活；一方面是资料要系统、鲜活、有血有肉，反映社会的发展变迁。

然而，在新史学的探索实践中，由于“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5]，再现人类社会的整体脉动，尤其是再现民众生活、民众文化的文字资料往往是凤毛麟角，史学家们常常深陷资料的窘境。1928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上做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演讲，开题即表白，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他“研究历史感到痛苦”，因为“要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民众文化的材料，很不容易”[6]。时至今日，社会史（首先是社会生活史）研究日益兴盛，改变了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单调格局，社会史学者也在披沙拣金的资料工作中开始转换视角，眼光向下，从民间视野把握中国社会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