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只用开会的方法搞调查已经不行了

1961年5月中旬，刘少奇在结束湖南农村调查回北京之前，曾召集参加调查工作的十多人开了个座谈会。会上，他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这几年刮浮夸风、“共产风”，后来又反右倾，许多干部都说假话，一些社员当着干部的面也不敢讲真话。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同群众打成一片，诚心诚意地听取意见，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和群众的真实想法。由此，他指出：看来只用开调查会的方法搞调查，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1964年8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上，刘少奇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其中再次讲道：“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

刘少奇为何两次提出“只用开调查会的方法搞调查已经不行了”？这源自他1961年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

当时，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是湖南省著名的先进单位、“红旗大队”。在刘少奇到达之前，由胡乔木负责的中央调查组（对外称中央办公厅派出的工作组）在这里已搞了近两个月的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天华大队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然而，刘少奇在18天的蹲点调查中，却发现群众反映的和干部谈的不一样，和大队书记汇报的更不一样。得知刘少奇找人谈话，大队书记很不高兴，处处刁难，设置障碍，还骂刘少奇“刘胡子”，说“刘胡子”把天华大队搞乱了。对此，刘少奇不仅没当回事，反而专门约她谈话，苦口婆心地教育她，摆事实，讲道理，劝她“不要图那个虚名”。最后，她终于心服口服，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出她虚报了什么，隐瞒了什么。为什么对同一对象的调查却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原因是：当地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当地群众迫于大队书记等人的压力，也迫于“红旗大队”荣誉的压力，不敢反映实际情况，因而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一个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结论。对于这段工作经历，刘少奇在离开天华大队时深有感触：“真正把情况调查清楚，每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调查清楚，我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经过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才可能对客观实际认识清楚。”

刘少奇是如何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真相的呢？在炭子冲和赵家冲，刘少奇挨家挨户地串门，看到农户家中的油盐罐子里只有盐，没有油，看到锅里烧的是野菜。他还看到患浮肿病的不但有老人，还有许多青壮年；看到原本是郁郁葱葱的青山，连树都被砍光了；看到鱼米之乡的湖南老家，连铺床的稻草也找不到。在王家湾大队的“万头猪场”，刘少奇看到的是：猪舍都是空的。院内有一些空房子，是放饲料的和饲养员住的，阴暗潮湿，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满是尘土的杂物，角落里到处是蜘蛛网。在天华山上，他看见路边有一堆已经风干了的人粪，便走过去，用脚搓开，蹲下身来，细细地瞅了瞅，见里面有不少纤维梗子。对此，刘少奇不由得感叹地说：“你们看，这里面多是粗纤维，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要是吃的是细粮，就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可见这里农民吃饭成问题。”在调查中，刘少奇很善于体察群众情绪，常常不声不响地仔细观察人和事，从对方是笑脸还是苦脸，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去探求他们的真意。如此深入的调查，使刘少奇强烈地感觉到：农村困难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他下乡前的预料。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出自湖南农民李桂生之口，而不是来自调查会。在和儿时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时，李告诉刘少奇，1960年干旱不是很严重，安湖塘还有半塘水。他更直白地对刘少奇说：“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是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这样！”“天灾”与“人祸”的说法由此而来。这段话在刘少奇的脑海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在此后一系列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开始用“天灾”和“人祸”的关系来总结引起农村经济困难的原因。

后来，刘少奇对当地农民检讨说：“食堂的情况，以前我也不太清楚，还认为有许多优越性。下来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看来农村办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刮‘五风’的错误，各级都有责任，中央和我也有责任。我回来是向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刻一块碑立在这里，或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框起来，子子孙孙传下去，要大家记住，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40多年后，王光美在回顾这段往事时说：“了解实情，有时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次次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搞得不少人不敢讲真话，有的也不让人讲真话。常常遇到这样的单位，负责人护短，特会来事，处处迎合上级的意图。有的怕上级发现他们的缺点，搞一套封锁消息的办法，递报喜不报忧的假报告，或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布置汇报口径，甚至把有意见、敢说真话的人事先调开。所以，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有时得经过曲折的斗争，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文／谢昌余 据《文史博览（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