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 慧

20世纪以来，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汉学研究者，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分析中国文学都已成学术研究的常态。虽然一些研究由于新方法新视角的引入而带来思想上的洞见，但常见的是使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的注脚。在理论运用过程中鲜有学者发现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从而质疑西方文论的普适性与合法性。华裔汉学家由于深谙中西文化两种文化传统，应更能清楚审视西方文论在面对某些中国文学现象的非普适性与局限，但可惜的是目前鲜有汉学研究者意识到此问题，如刘若愚等著名华裔学者的研究不乏运用西方理论知识谱系来规整中国文学及理论。美国华裔汉学家孙康宜(Chang Kang-I Sun 1944－)的汉学实践则经历一番嬗变，由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分析中国文学到发现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从而质疑西方文论的普适性，其学术实践经历了由默认东西方文学同一性到强调中西文学差异性的嬗变。孙康宜不断反思其学术研究的合理性，以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来质疑西方话语的普适性，对西方理论进行纠偏的学术勇气值得肯定。

一、词史研究与西学中用

孙康宜在自序文“叩问经典的学旅”中追忆自己在博士求学阶段之前，一直沉浸在西洋文学的世界里，直到70年代初读博期间，才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①。青年时代的学习建立了她坚实的西方文学知识构架，也为日后进行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她的早期论著《词与文类研究》和《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概论》虽然以中国古典诗词为研究对象，但研究方法与路径都体现出鲜明的西方文学批评特色，采用新批评细读法，借鉴西方语言学、奥尔巴哈、弗莱等人的文体研究成果，具有较为明显的西学中用的挪用色彩。

首先是西方文体研究对《词与文类研究》批评路径的影响，此书关注文类与作家风格形成的密切关系。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文学界盛行“文体研究”(Genre Study)。“近世西方结构主义的文论，极重视文类的批评，他们以为一定要通过对一种文类的共同模式的整个系统的认识去看一个作者或一篇作品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叶嘉莹211)。受这股文学研究潮流的影响，叶嘉莹、林顺夫、孙康宜等华裔汉学家也将文体研究运用到中国古代诗词研究中。比如叶嘉莹在“论咏物词之发展及王沂孙之咏物词”一文中讨论王沂孙的咏物词特色时，对“咏物”这一文类，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林顺夫在“词体文类特质的形成”一文中也将个体词人与词史、词体性质结合起来探讨②。孙康宜深受奥尔巴哈(Erich Auerbach)等人文体分析方法的影响，她自称通过奥尔巴哈的《模仿论》(Mimesis)一书，掌握到了研究文学经典的秘诀，即从文本的片段、语言中看到整体文化的意义(孙康宜自序6)，也就是将文学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词与文类研究》一书基于此形成其文体观:其一，诗体的演进乃时代新美学与文化观的反映;其二，诗体的根本意义植基于其恒动的演化史上(孙康宜前言1)。可见，孙康宜的文体观具有两个向度:一，强调文体演进与时代美学和文化的关系;二，强调文体的动态演变性。前者体现出西方新历史主义所主张的历史诗学的时代思潮，后者则表明孙康宜的文体研究是从纵向角度考察文类发展过程中的强势诗人(strong poet)，从历时性角度来探析文类的发展。在《词与文类研究》中，孙康宜从文类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个体词人对词这一文类传统的继承与突破，在词体文类的流变中，探析强势诗人对文类的推动与贡献，关注词体发展与词人风格的关系。与其同事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观点不谋而合，孙康宜认为强势诗人的风格经常发展为诗体成规，进而转化为文类特性。反之，弱小的诗人只能萧规曹随，跟着时代的成规随波逐流。由此作者探讨了温庭筠、韦庄、李煜、柳永与苏轼这五位强势诗人，考察他们在词体发展史中，对词体成规的建立与突破。温庭筠的词作喜将感官静态意象进行排比并列，而韦庄则采用线性的叙述方式形成序列结构，两人奠定了词体弦外之音与直言无隐的两种词体表达方式。李煜的词作则具有极强的抒情性，他在继承韦庄直言无隐的抒情方式的基础上，通过使用具有大范围的时空意象，扩大了词体抒情达意的强度。柳永在继承民间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发展出其独特的慢词诗学。作者详细考察他对领字和换头的技巧运用，探析此技巧对其风格形成的作用。孙康宜最后从词序、用典、用字与句构角度考察苏轼对词体境界的开拓，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来看待苏轼对词史的贡献，认为苏轼使得词体成为词客们尽情宣泄情感的媒介，可以借以考察作者的抒情心灵与想象世界。

简言之，孙康宜由词人词作的语言、结构与词体形式入手分析词体风格，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重视文学传统的力量，在词体的发展史中辨析个体强势诗人在其文化历史语境中的贡献。与中国传统词论不同，全书体现了“新批评”所倡导的扎实的细读功底，将西方文学批评挪用至中国古典词的研究，使得全书具有西体中用的色彩。

其次是挪用现代西方批评术语来诠释古典词作。在本书中，孙康宜遵从新批评的细读法，从文学文本出发，由词作的形式(平仄与分片的原则)、结构(构词方式)与功能(主客体的关系)来探析词人的风格。中国词话家评词往往以婉约与豪放来分类词人词作。同时中国传统批评家认为，文风乃人格的呈现，往往将人品与词品挂钩，甚至将文类之体与诗人之风格混为一谈。具有西方知识结构的孙康宜则从传统词评家的视野中跳脱出来，运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与批评术语来研究中国古典词人词作。《词与文类研究》一书以奥尔巴哈所提出的“并列法”(parataxis)与“附属结构”(hypotaxis)两个术语来分析中国诗词。这两个术语是奥尔巴哈在《模仿论》中讨论拉丁语法时提出的，“并列法”是指词句的排比并列，“附属结构”则是以时间或因果关系的从句来结构词句，多用连接词、示意字，使诗作引发逻辑或序列之感，词句一气呵成，叙说上自成整体。孙康宜借用过来分析中国词作，认为中国古典词存在两种基本的达意方式，即以温庭筠为代表的重弦外之音的言传模式和以韦庄为代表的直言无隐的抒情方式。温庭筠由于讲究各景并列，以言外意来媾合各景，刻画一副客观的图景，而隐藏诗人自我声音，从而使得言外意更胜过字面义。在构词原则上，温庭筠少假连接词，不用指涉性的代词或指示词，而是通过一个个意象来结构字句。作者精心选择意象，使得各个意象之间形成彼此呼应的意象群，从而形成一种隐喻性的修辞美学。韦词则多为叙事性的线性发展，写景抒情顺由词人思路演进，词作中频见情态词与思绪动词，因此韦词甚至可以当作“故事”来读，形成直言无隐的风格特征。孙康宜通过分析李煜词作中的情态动词、发语感叹词、连接词与句式，认为这些修辞技巧使得句构之间具有流畅性，因此李煜词作更具有附属结构的特点。

在比较李煜、李璟与冯延巳的词体风格时，孙康宜又借用托米(Alan Tormey)《表达的观念》(The Concept of Expression1971)一书中“达意的”(expressive)与“描述的”(descriptive)这对二元对立术语，形成达意语与意象语两个概念，并用以概述这三位词人的风格。作者将李煜的词作归为“达意”派，认为在李煜的词作中，自然界的意象对词的美学价值固然重要，但词的意义仍然要由发话者外现的声音来决定，意象本身的串联并不具有意义(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68)。李词常通过明喻与拟人法来制造意象，把人类的情感加诸于非动物身上，从而强调人类情感的特别意义，如“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46)，“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45)。孙康宜将李璟与冯延巳归为“意象派”，认为意象在他们的词作中十分重要，两位词人并不在词作中进行主观陈述与抒情，而是经由客观意象，引发联想，传达出内省性的思绪，这也表明两人的词作已经不像温庭筠那样作置身意象之外的客观笔法，而是将主客观融为一炉，融合了“意象”派与“达意”派的风格。在分析柳永词具有调和“达意”与“写景”的双重特点时，作者借用佛里曼(Ralph Freedman)的“鉴照”这一术语来概括柳永的这一技法。该术语是佛里曼在分析欧洲抒情小说时提出的概念，“鉴照”可以使抒情性自我化为“自然的美学形象”，抒情自我可以吸取外在世界的一切意象(孙康宜《词与文类研究》106)。因此，“鉴照”技法就是将情感表达与意象描写融合在一起。同时作者通过分析柳永的领字技巧与附属句构，认为柳永大致继承了韦庄一派直言无隐的风格。

可见，《词与文类研究》一书体现较为明晰的西学中用色彩，吸纳西方学术界最新的文体研究成果，还借鉴了新批评的细读法，援引其他批评术语对文本进行了多层次的细读。这种科学化的分析的确使中国古代词人的特质被揭示出来，使其研究具有理论性、逻辑性与科学性的特点。但是，由于作者借用了大量西方二元对立式的批评术语，在进行分类时将词人词作简单化与单一化了，比如，看似属于达意派的李煜，其词作亦不乏以意象传达暗示深沉情感的词作。这种分类法“容易使西方人对中国词产生误解，模糊了词的整体性质，事实上，词总是包括一系列元素:语言、文化、知识、艺术等，而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更不会说只属于其中某一种特性”(Liu 673)。

二、性别研究与话语质疑

1990年代以来，孙康宜加入西方文学女性批评的学术思潮中，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女诗人、女词人们，展开了她别具特色的性别研究，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成果。随着孙康宜学术研究的不断成熟，其学术的立足点已经从过去挪用西方文学批评术语以西释中的研究路径转向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思考汉学研究的学术价值，追问西方语境下的汉学研究能给西方甚至全球文化带来怎样的广阔视野，如何促进东西文化的真正对话与互补(《文学经典的挑战》266)。经历早期纯粹挪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后，孙康宜开始反思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对汉学研究的适用性问题，关注异质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独特性，试图在还原中国古代文化语境过程中，重新发现被历史遮蔽的文学现象，以期通过谱系追溯与历史还原的手法，纠正中国学术界对某些问题的想象性误判与盲区，甚至对西方批评界的相关理论进行纠偏。

早期西方女性主义者以强调男女的性别差异来发起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击，她们主张采用全新的女性视角来纠正传统男性视角的盲区，增进男女之间的平等。同时，她们将受男性中心主义文学传统压制的女性作家命名为“疯女人”，揭示了这群“疯女人”作家长期被排斥于文学经典之外。以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则从语言的角度揭示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的差异，将男性书写语言与女性书写语言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女性书写与女性本质一样，缺乏男性的“菲勒斯”形式。孙康宜认为，强调“性别差异”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策略根基。西方的性别理论启迪了美国的汉学研究，促使他们关注中国文学与文化现象中的男女权力关系与地位。但是，以孙康宜为代表的美国汉学家在检索明清历史时，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独特性，并以各自的研究纠正西方性别理论研究者的偏颇。孙康宜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明清女性作家的重新发现与对五四话语的质疑与挑战。五四以来的学人常常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统治的社会，传统中国社会压制女性的才能。但是，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使美国汉学家发现，原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传统中国出版过更多的女诗人作品(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248)，明清文人事实上十分重视女子的才能。明清时期，有三千多位女诗人出版过诗集，这被孙康宜视为中西文学史上最奇特的文学现象之一。然而这一文化现象被学术界忽视了。1990年，孙康宜与苏源熙(Haun Saussy)发起一项重大的翻译工程，编纂《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通过对古代中国女性创作史料的整理，孙康宜等美国汉学家发现，与西方历史传统不同，中国男性文人与女性作家之间并不是水火不容、相互对立。相反，中国明清文人维护才女作家，编撰出版各种名媛诗词选集，为这些作品作序，甚至将一些女性作家作品的地位提升至经典的位置。究其原因，是中国传统文人与才女在怀才不遇的社会语境下所具有的同病相怜的身份认同的反映。可见，“五四以来把中国妇女完全说成是封建礼教牺牲品的话语也过于绝对化了”(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248)。这也表明，在跨文化语境中汉学家在汲取西方理论批评资源的同时，更能以比较的眼光发现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独特性，问题在于汉学家是否有能力或自觉建构适合中国文学自身的理论框架与阐释体系。孙康宜以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来纠正西方性别理论研究者的“男女两极对立论”，指出西方性别理论的非普适性。她认为，“西方的汉学家们更能站在传统中国文化的立场，会用客观的眼光来对现代西方文化理论进行有效的批评与修正”(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266)。

其次，孙康宜通过考掘明清历史与女性写作，发现了古代女性才德与其权力的内在联系，提出“女性道德权力”的理论命题。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一直认为，在古代中国，妇女是一个受压迫无地位的受害者群体。但是孙康宜通过发掘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发现，传统中国男女之间的“权力”分配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以“压迫者”“受害者”来作简单阐释。人的权力是多向度的，不能局限于政治权力，中国传统女性拥有一种“道德权力”。道德权力指的是“中国传统女性在逆境中对自身高洁忠贞的肯定，从而获得一种‘自我崇高’的超越和权力感。换言之，这种‘道德权力’意识经常使得中国古代的女性把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化为积极的因素，进而得到一种力量”(孙康宜钱南秀107)。中国女性也很懂得运用这种道德权力，通过彰显自身的道德力量来获得社会的认同与尊崇。一些女性常用灵动感人的文字书写她们崇高的心灵体验，从而获得一种道德权威。美国乃至西方的性别研究强调男女双方的差异，基本思路是探讨性别“差异”所造成男女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强调压迫者(男性)和被压迫者(女性)之间的对立，指出女性是男权制的牺牲品与受害者，女性创作也一直被排斥在经典(canon)之外。这种话语方式也影响到中国大陆的性别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妇女是一群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压迫下的受害者形象。但是以孙康宜为代表的美国汉学性别研究者通过还原历史语境，以大量实例论证此种话语系统的虚构性，重新帮助大陆学界认识一种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有助于学界重构一部真实的中国史，也揭示了西方性别研究的局限性，有助于西方学者开拓研究思路，重构性别研究理论。“汉学性别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重构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也可以帮助西方学者丰富和重建文学、历史、与性别研究理论”(孙康宜 钱南秀114)。

再次，孙康宜着重分析了中国文学中“男女声音置换”(cross－voicing)与“文化男女双性”现象，以大量文学史料揭示西方性别理论遭遇中国古典文学时的局限与非普适性。在中国传统诗歌中，男性作家常常自我构建为女性形象，借助女性声音大胆表白深藏内心的政治情怀，由此形成必要的自我掩饰与自我表现。孙康宜将这种通过虚构女性声音建立起来的托喻美学称之为“性别面具”(gender mask)。同时孙康宜也在女性创作中发现了性别的位移，19世纪的女词人兼剧作家吴藻便在杂剧《饮酒读骚图》(又名《乔影》)中自比为屈原，曲折幽隐地表达对男性文人世界的向往与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在面具的保护下，男性文人与女性作家大胆地经由文字符号暗示真实的自我人格。孙康宜在研究明清文学时发现，明清女性诗人在艺术上，认同由男性传统建构的艺术趣味，与男性文人一样追求真率、质朴、典雅、淡泊等“清”的美学特质，她们还以传统男性文人诗作为模拟对象。明清女性作家不仅会在艺术中将自己虚构为男性角色或模拟男性口吻，在生活中也有男性文人化的倾向，比如注重生活的艺术化及对俗世的超越。以商景兰和黄媛介为代表的寡妇才女在生活与艺术的追求上则更多地体现了男性化的价值观。一些才女甚至女扮男装，与男性文人承担经世救国的重任(比如女词人柳如是)。孙康宜将这种男性文人的自我女性化倾向与女性诗人的文人化现象概括为“文化男女双性”(cultural androgyny)。中国古典文学中，男女双性的文学写作并非水火不容、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交融、互置身份;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亦往往同病相怜、彼此欣赏。

通过历史还原与知识考掘，孙康宜颠覆了五四以来中国的传统观念，启发大陆学者重新审视被忽视的边缘文学现象，重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史。她还试图以文学史实为基础建构适合中国文学自身的性别理论，其汉学性别理论挑战了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性别差异理论，有助于西方学界修正性别理论。

三、咏物词研究与理论纠偏

基于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纠偏的自觉意识，孙康宜特别看重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独特现象。她通过研究咏物词这一亚文类，挑战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总是将象征与托喻这组术语彼此对立的做法，指出象征与托喻不仅不是截然对立的，还可以统一于文学作品里。

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理论家对象征与托喻这两种艺术技巧孰高孰低进行了长久的争论，长期以来这两种艺术手法作为对立面存在着。在对咏物词进行研究时孙康宜发现，象征与托喻在中国诗歌中并不是相互区别而是互为补充的，而且两者可以并存于同一文本。孙康宜认为，“象征与托喻的真正区别在于:对于象征来说，我们关于(诗歌)意义的广泛联想是否确实符合作者的意向是无关紧要的;而在托喻中，作者的意向则是必要的”(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150－151)。中国古代诗歌的托喻指向常很明确，对于共享同一套话语体系与历史背景的读者来说，作者的托喻意向较易识别。

孙康宜着重研究了《乐府补题》里的咏物词，认为象征手法与托喻手法共存于这一系列组词里。她分析了组词中单首词作的意象结构，指出在《乐府补题》里词人通过多种相关联的意象，引起读者的联想，使得具体的意象与被象征之物之间由于共同的特质联系起来。同时意象与象征意义之间的关系却是经由读者发现的。由于共享一套传统的话语系统，读者往往可以通过承载丰富传统内涵的意象与典故来获取这种象征意义。孙康宜指出，在具有象征色彩的咏物词中，作者往往采用两种基本手法来实现象征意义。一是用典。词人通过指向词外某种事物的典故，来体味词中的各意象、细节之间具有的共同特质，从而把握词人指向的隐秘的意向客体。二是重复手法的运用，通过意象在词作中的反复出现，将词作织成厚密的意象网络，使得读者一再探求诗词复杂的意象系统，意象便在意义的反复运动中转化为象征。“由于运用了这种意象重复的手法，读者被不断地引向其他的事物而把它们当作词章的真正含义，直到穷尽所有可能的象征意义”(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145)。

与此同时，孙康宜发现，《乐府补题》的咏物词里，由意象运动生成的象征客体实际上成为作者托喻的手段。例如，周密等词人选择“白莲”作为一系列咏物词的共同题目，读者们首先把握到的是词的象征义，但读者仔细阅读便会发现，词中对杨贵妃的描写，其实是托喻性地指向宋朝的孟后。诗人们借写杨妃暗写孟后，“白莲”组词实际上是遗民祭词，表达词人们对南宋的忠诚。那么，象征客体如何转化为托喻的手段?咏物词由于意象丰富、晦涩难懂，给读者以距离感，要将读者引向作者试图表达的意义上去，作者采取的方法之一，便是运用循环反复的、与真实事件有直接联系的枢纽意象。这些枢纽意象与历史故实密切相关。例如，根据周密的《癸辛杂识》的记载，1278年，南宋帝后遗骨被从陵墓中掘出并被抛掷于荒野，一位樵夫拾到青丝、翡翠钗等后妃的遗物，引发唐钰与林景熙等义士的悲愤之情，他们将这些骸骨改葬于兰亭山，并移植了六株冬青种于兰亭山遗骨冢。于是，黑发、玉钗、冬青等都成为枢纽意象。这样，一方面，相似意象构成厚密的意象网络系统，意象在读者的反复来回阅读中运动，生成文本的象征意蕴;另一方面，枢纽意象将读者引入以托喻方式表达出的历史事件中。孙康宜将这类咏物词称之为“意象型托喻”，托喻的传达媒体依赖于诗词意象及其共有外在结构之间的联系。不过，《乐府补题》里的托喻并不像西方托喻那样指向道德与宗教的真理，而是指向历史与政治的事实。

概而言之，从挪用西方文学理论方法与批评术语分析北宋词，到开掘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并质疑西方文论的普适性，孙康宜的汉学实践虽始终囿于西方学术体制与批评思潮，但体现出一位具有中西跨文化背景的汉学家学术理念的成熟、学术立场的转变。通过梳理其词史研究、性别研究与咏物词研究，可以管窥孙康宜的词学研究路径，即从关注中国早期词史的演进到关注词史上的独特现象，从改造西方文学理论以运用于词学研究到通过分析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重新建构适合中国文学自身的理论体系以企图纠正西方主流话语，达到中西文学比较和理论资源互补。孙康宜的汉学实践的嬗变，既体现了英语世界华裔汉学家汉学研究实践中的西方理论价值指向与中国立场，也反映出英语世界汉学实践与西方主流思想保持的张力关系，既西学中用，又中研西补。

注解【Notes】

①参看孙康宜:“叩问经典的学旅”，《文学经典的挑战》(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6。

② See Shuen－fu Lin，“The Formation of a Distinct Generic Identity for Tz’u”，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Ed.Pauline(Yu.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3－5.

Liu，James J.Y.“Review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1981):672－75.

李煜:《唐宋名家词选》，龙榆生编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

——:“自序”，《文学经典的挑战》。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13。

——:“前言”，《词与文类研究》，李奭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4。

——:《词与文类研究》，李奭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孙康宜钱南秀:“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性别研究——与孙康宜教授对话”，《社会科学论坛》11(2006):102－115。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