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全国政协召开五届一次会议，笔者担任小组秘书工作。

在会上，班禅大师用低沉的语调说：“我在‘文革’中没有死掉，能活着出来，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德，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想着我，关怀着我……”

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

班禅说：“关于我的《七万言书》，说来话长。就形成的时间说，从1960年至1962年，最早的提纲和蓝本是我同李维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是1960年的事；至1962年上半年先后召开人大、政协和民族工作会议期间，我在《谈话纪要》的基础上，经过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在会议上作更系统的发言，然后写成文字作为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即《七万言书》，题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从内容上说，《七万言书》包括了平叛斗争、民主改革、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统一战线工作、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宗教问题、民族工作问题等八个方面。《七万言书》着重点是批评了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在开始时，我的这种积极性曾受到鼓励，但后来情况大变。1962年9月下旬，李维汉受到严厉批评，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自1962年底开始，我在西藏受到严厉的批判，《七万言书》的命运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似，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因为我不服而抗争，后来又整出个‘班禅叛国集团’。1964年12月，我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至于周恩来总理在1962年至1965年这个时期对我的保护，我是稍后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