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个时间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15年，说明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经历了艰辛过程。距离1992年，又有20年了，依您个人的观察，对中国的改革大局，有什么结论性的看法？

常修泽（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1992年，邓小平说大约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完善的、成熟的、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定型”这两个字，值得琢磨。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在曲折中展开的，有进展亦有缺憾。进展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1992年所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任务，有几个大的方面还没有完成，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攻坚”之战可以说打得比较艰苦，一些“坚”并没有攻下来。经济领域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瓶颈”依然存在，与当初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主要有三大矛盾：

第一，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远未到位，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基本没有“破题”。从产权结构看，垄断性行业基本上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有的行业甚至是“一统天下”。

第二，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 (包括资本、土地及其他资源、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虽然最近在存款利率浮动方面有所启动，但总体分析，各类要素价格 (包括利率、地价、资源性价格等)仍处于“半市场半统制”状态。

第三，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一些部门仍然通过诸如审批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对于社会改革，现在我感觉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怎么样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值得研究。从我考察中发现，现在在社会管理方面基本上是延续传统思路，缺乏新的思维。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民社会的范畴，不宜由政法部门管理。那种以控制为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模式不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改革开放33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利益格局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当前应围绕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推进社会领域体制创新。第一，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第二，建立利益表达协调机制，拓宽群众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注重建立矛盾的预防和调解机制，尽量把矛盾化解在初始状态。第三，要按照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对社会组织认真培育和管理，支持社会组织依法自主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政治体制改革绕不过去。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是官员个人和家庭收入及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这对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切实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有用。

二是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以及市场监管。

三是改变地方政府权力的“来源结构”。建议结合政府自身的改革，逐步改变权力由上级“任命制”的“来源结构”，使权力真正来源于“公民的授予”。这一点，可先从基层乡镇和县级政府开始，由此倒逼他们从追求“上级赏识最大化”转向追求区内“公民拥护最大化”。这种改革，如果一时难以在面上展开，可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通过逐步推进，“墨渍扩散”，来解决面上的政府权力来源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