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万民

近代中国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堪称地球上最伟大的舞台之一。各国的通讯社、报纸时时聚焦中国。激烈的竞争，成就了一批名闻世界的新闻记者，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无疑是最著名的一位。

但是，在中国大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莫理循其人其事尘封在历史记忆的深处，似乎被人们忘记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莫理循才逐渐进入大陆学人的视野。在为数不多的莫理循研究者中，窦坤是成绩最突出的一位，还不到十年，已有《北京的莫理循》、《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等5部著译作品出版。2011年，在举国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窦坤又向读者奉献了《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直击辛亥革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这是一部内容结构很有特色的书。全书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窦坤写的关于莫理循与辛亥革命的学术论文。第二部分选译了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刊发的有关辛亥革命的报道。原汁原味，使读者见识了名记者撰写的新闻稿的风采。第三部分选译了莫理循在辛亥革命高潮中给友人、同事、驻华外交官的信，使我们得以窥视历史巨变后的许多隐秘情节和莫理循本人的心路里程。第四部分是莫理循小传，鸟瞰传主传奇的一生。

研究100多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国人习惯于自言自语，习惯于以孙中山的是非为是非，对袁世凯则简单地妖魔化，这就有很大的认识上的局限性。窦坤的著作向国人展示了一个外国驻华记者，同时又是袁世凯的拥护者眼中的辛亥革命，自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该书收录的许多珍贵史料，为我们破解辛亥之际的种种谜团提供了新的证据。

在近代中国，除了枪杆子，掌控报刊舆论的笔杆子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窦坤的研究，即向读者展示了职业新闻记者莫理循，在其专业领域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历史变革中，所能释放的巨大能量。莫理循的一支秃笔，足抵十万毛瑟枪也。

莫理循是大英帝国的望远镜，从1897年到1912年，在他任驻京记者的16年里，英国人每天都能最早、最准确地知道中国发生的一切事件，而官方渠道的消息通常要过两三天才能迟疑不决地予以证实。

《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里理循直击辛亥革命》，窦坤等译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他兼具记者的敏锐与政治家的掌控全局及展望远景的能力，可以说料事如神，是那个时代最有远见卓识的记者。他的报道为许多大报竞相转载，是英国外交部决定对华政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莫理循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他居住的王府井大街在外国人中以“莫理循大街”而闻名。莫理循环游地球，所到之处，各国的总统、总理、将军、文豪、富豪争相延揽，被奉为座上宾。他的卓越成就提高了记者的声望，也将《泰晤士报》在远东的地位提升到别家报纸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度。

报道辛亥革命，无疑是莫理循记者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章。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他发出的新闻稿即准确地将其定义为“革命”。他反复宣传，革命党并不排外，而是反清，敦促各国保持中立。他反对利用报纸渲染革命过程中的血腥与暴力。对有关西安大屠杀的传闻，坚持在没有核实清楚以前，不能见报。莫理循认为中国内战与政局动荡将严重损害大英帝国的利益，袁世凯有能力恢复秩序，是唯一能为南北两方和列强接受的政治家，于是，利用《泰晤士报》连篇累牍为袁世凯造势。他奔赴上海，游说革命党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莫理循一面在《泰晤士报》上揭露日本的干涉阴谋，一面游说日本外交官，促其政府放弃反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政策。他还建议清帝自动退位，由清廷授权袁世凯组建共和政府。他策动香港、上海洋商商会发出通电，拥护共和政体。其时，莫理循已不满足于作为旁观者，而成了这场历史大变局的积极参与者。辛亥革命的结局，使莫理循的预设一一应验；南北和谈成功，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和平过渡到北京政府。对这个结局，后世史家至今褒贬不一，但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伟业得以完成，内战终止，亿万生灵免于涂炭之苦，终是不争的事实。莫理循因拥戴袁世凯之功，被聘为中华民国政府第一位外国顾问。

窦坤认为，莫理循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恪守新闻记者的道德准则和职业规范，绝不做假新闻。1909年，在横滨国际贸易董事会的宴会上，莫理循阐述了他的新闻工作者的信条：“12年前我被派往北京。当时我还没有任何新闻工作的经验。我得到的指示很简单，就是要讲实话，要无所畏惧，决不趋炎附势。我认为，我在远东工作期间已经执行了这些指示，我努力做到不使个人的偏见或爱好影响我的工作，也决没在发给我为之服务的伟大报纸的任何一件电文中，搀杂上任何个人的偏见或爱好。”

为了熟悉中国，他不畏艰险，走遍除西藏外的中国所有省份，同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各色人等交往，悉心体察各地的政风民俗。他到过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以获得反映中国的国际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他为自己建立的图书馆，藏有数万册有关中国和东亚的图书资料。丰富的阅历和知识积累，使莫理循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所有在北京的外国人，也使他具备了非凡的判断力，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极其准确地区分谎言与真相。

莫理循是最勇敢、最勤奋的记者。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亲临重大事件发生的现场，作第一目击证人。1900年春，他密切关注义和团在北京郊区的活动，听到丰台车站被烧的消息，立即骑马飞奔事发现场，看到了机车库房燃烧的滚滚黑烟和漫山遍野的人群。在义和团、清军攻打使馆时，他受了重伤，仍冒着难耐的酷暑和剧烈的疼痛，在病床上完成了108页的长篇通讯，详细而准确地报道了整个事件的过程。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在东华门遇刺。莫理循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马上意识到有人投掷炸弹，迅速跑到出事地点，看到马路上死伤的清兵、马匹和未爆的炸弹、当场被捕的革命党人。

他注重社交，同清廷重臣、各国驻华公使、新闻记者、海关洋员各色人等频繁往来。他的情报网撒遍中国大地，远及周边各国。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几乎每天和袁世凯或其亲信蔡廷干、唐绍仪、梁士诒交流信息，不断获得有关袁世凯出山、南北议和、清帝退位等重大机密情报，抢在其他记者前边发出他的独家新闻。

莫理循认为，记者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对所观察的事物提出批评。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过英国外交部的对华政策，批评过《泰晤士报》，即使稿件被国外新闻部删减、扣押，也不改其独立特行的风节。

莫理循曾狂热鼓动日本向俄国开战，并准确预见了战争的爆发和结局。日俄战后，日本谋求东亚霸权的野心日益暴露，莫理循开始尖锐地批评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犯下的种种罪行。为了把莫理循拉到日本一方，日本政府于1909年邀请他访问东京，给予高规格的接待，甚至安排他觐见了天皇。莫理循不为所动，当场拒绝了林董伯爵授予的三级旭日勋章，退回了交通大臣后藤伯爵赠送的“最精美的艺术品”。在给后藤的信中，莫理循说：“阁下您一定明白，作为一名报社记者，拒收礼物是我的职责。我决不希望任何人存在这么一种想法，认为我会因接受一些人的礼物而改变对其政策的批评或评论。”

这就是莫理循之所以成为莫理循、无冕之王的楷模的奥妙所在。

反观当代中国，新闻界乱象丛生，假新闻、有偿新闻层出不穷。一些记者热衷于扒人隐私，被称为狗仔队。一些记者甘愿为蝇头小利卖身，甘当豪门权贵和利益集团的喉舌，不惜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其结果，大大降低了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的公信力，也使无冕之王的桂冠蒙羞。

感谢窦坤，她的莫理循研究使我们认识了一位真正的新闻记者。诗云，“它山之石，可以为错。”愿我们的新闻记者熟读莫理循，在为中国改革开放呐喊助威的伟大实践中，创建不亚于莫理循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