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青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在20世纪，西方社会的技术理性主义信念开始发生危机。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由于受制于自己的造物和丧失了超越的“向度”，陷入深刻的异化之中。人类在物质或者精神上的毁灭都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成为可能，即使不在人类毁灭的这个层面上谈，我们的确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技术以其强大无比的力量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方式可能是无法预料的。面对技术理性主义在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深刻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学者致力于剖析技术理性、文化工业等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导致的现代人普遍异化的存在境遇，形成了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及其他“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通过反思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感兴趣。“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关注交往工具的改进，而这些交往工具既能推动道德进步并尊重传统又可克服由于技术理性而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生活世界殖民化等社会灾难，而提出和推动了技术批判。芬伯格（Andrew Feenberg，1943-）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弟子，被看作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技术批判理论的代表，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扬弃，芬伯格已经在更深层次上抛弃了支持更彻底的本质主义和结构主义立场的前辈们的本质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