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_蒋一之

作 者： 蒋一之，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谪仙记》与《谪仙怨》收录在小说集《纽约客》中，分别位列第一篇与第二篇。这两篇小说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白先勇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白先勇从小随家族饱经战乱之苦，在政治气氛压抑的台湾学习生活了十四年（1949—1963）之后，他不远万里来到了万花筒般的美国现代都市。尽管这个爱好文学、憧憬现代性的青年曾经创办过《现代文学》杂志，立志向读者介绍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然而当他身处极尽现代的美国社会，依旧面临着无数华侨曾经面临的彷徨困境：“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说话？我属于这里吗？”正如他在《蓦然回首》中写到的：“我坐在电影院的黑暗的一角,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激动不能自已。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的眼睛直发疼，我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那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①因此，白先勇这一个时期作品的环境也由怀旧肃杀的台北转向了迷失繁华的纽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由在台北怀念过往转为在纽约寻找自我。在这样的变化中，白先勇小说独特的“中国意识”渐渐浮出，作家关注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下被无视、被扭曲、被淘汰、被伤害的被殖民者主体，关注这些弱势形象的困境和苦痛、麻木和沉默。

《谪仙怨》与《谪仙记》塑造的正是这样一对弱势的“中国形象”。《谪仙怨》说的是台湾女孩黄凤仪的故事。黄凤仪出生于官宦之家，可惜父亲早早过世，带着母亲借的一身债和来这里找一个丈夫的殷殷期盼，来到纽约留学。可是在纽约大学受了两年洋罪以后，她开始在第六街的Rendezvous地下室里当高级应召女郎，在周末的晚上陪“老蜜糖”喝酒寻欢。白先勇以黄凤仪的一封信起笔写这个故事。在黄凤仪给母亲的信里，她的语调潇洒轻松，她坦承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子，开始全天做事。她给妈妈寄钱，说：“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给你，我要你花得痛痛快快的。”“你以前常怨命，没有生个儿子，其实你瞧，女儿能赚钱，还不是一样？”②妈妈向舅妈借钱时低声下气的模样已经成了感伤的回忆而已。她让妈妈“相信我在纽约实在过得很开心”，证据便是她“上个礼拜才上街去买了一件一百八十块钱的冬大衣，翠绿驼绒，翻毛领子的，又轻又暖”，“晚上我穿着新大衣在街上荡的时候，一副young lady的得意劲”。然而读者定睛一看，原来这个出身官宦，“高高贵贵”的官小姐已经成了钱的奴婢，她的痛苦是因为少年时的穷困，她的快乐完全是因为赚钱和一百八十块一件的大衣。金钱本位的生活也许正是她彷徨迷失的原因，“纽约最大的好处，便是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这个自认为快活的中国女孩在酒吧被西方客人叫做“蒙古公主”，她奇异神秘的亚洲身份与东方相貌成了她的资本，成为纽约大都市里一个普通的性消费品。她的悲哀正在于对中国身份的麻木与逃避。在黄凤仪的身上，已然隐含了“东方∕女人∕弱势出卖者对西方∕男人∕强势购买者”的二元对立框架，使这篇作品“成为20世纪60年代华文文学中最早隐含(暗合)文化殖民的论述”③。

因此，《谪仙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逼良为娼的故事。黄凤仪沉溺在纽约繁华堕落的大都会氛围里，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忘却了台北生活的困窘，因而感到轻松，这正是弱势的“中国形象”对自我无法肯定的象征，也是西方吞噬东方身份、中国意识的象征。在黄凤仪的身上，盲目的骄傲和深刻的自卑同时存在，她鲜明地代表了上世纪60年代纽约社会中孤独、无力的华侨形象与其麻木、自卑、痛苦的心态。如果我们把黄凤仪和严歌苓《扶桑》中的中国妓女扶桑比较，就会看到严歌苓与白先勇两位华侨作家笔下的沦落美国欢场的风尘女子具有相同的文化身份。她们同样“颓残而俏丽”，在美国客人眼中她们具有“新鲜异样的诱惑”， “她是他心中魔一样的东方”，“这是他们骄傲的需要，是征服和占领”。④一个美国的中国妓女，这样饱经蹂躏的他者形象似乎与被殖民者的文化身份画上了等号，如周蕾所说的：“情爱被提升成为文化间的‘可沟通性’（communicability），最重要的是情爱在此成为生存的策略，一种全心全意去认识西方以求能够有所掌握的努力。”⑤也就是说，黄凤仪所代表的“中国形象”以情爱为媒介与强势的西方对话，在这场完全不对等的对话中，她的麻木和痛苦似乎是她唯一的语言。

与以“公主沦落风尘”为结构的《谪仙怨》不同，《谪仙记》的故事要曲折委婉得多，女主角李彤的文化身份也隐晦深沉得多。《谪仙记》的叙述者陈寅总听妻子黄慧芳提及同窗好友李彤。李彤家庭富贵、美得惊人、衣装别致、行径潇洒，在学校被美国人当做“中国公主”，在她绰号“四强”的朋友里也被封为“中国”。求学期间，李彤家人在由大陆驶向台湾的太平轮号上遭遇了海难，后来陈寅几次见到她，她的行为“总是那么佻，那么不驯”，每每与男性约会都要使对方窘迫、焦急，浑身散发着任性的生命力。她是大公司服装部的副主任，薪水很高，追求者众多，却倔强孤高，总也不愿安定下来，最终去欧洲旅行，在威尼斯跳水自杀，她的朋友们都无法相信。小说在陈寅夫妇沉默压抑的夜行中结束，简直让人不明白为什么完美的李彤会痛苦，完美的李彤要自杀。李彤从未抱怨过她有什么苦闷，她爱喝烈酒Manhattan，打牌爱和辣子，跳起恰恰像一阵狂风，赌马一掷千金，又偏偏压在冷门的马上，换了好些男朋友。李彤这么爱玩、这么会玩，正是要把痛苦沉默地藏在游戏面具下。也许陈寅看到的她睡着时的模样才是她疲惫的真相：“她的两只手挂在扶手上，几根修长的手指好像脱节了一般，十分疲软地悬着。她那一袭绛红的长裙，在灯光下，颜色陈暗，好像是裹着一张褪了色的旧绒毯似的。”

在《谪仙记》的叙事结构里，陈寅作为叙述者的意义大于他作为人物的意义，他对李彤的“描写在聚焦中具有先决性”，看似客观的描写事实上是“主观性的伪装形式”。⑥他带着欣赏、赞美、痛惜的心态仰视着李彤，而李彤的孤高倔强又与陈寅及其他人物之间产生了对比，他们木然地把自己沉溺在赌桌上、聚会里，不能想象也害怕想象李彤“深沉又极空洞”的悲哀，即使得知了李彤的死讯，他们也只能继续以打牌来消除“空气里骤地加重了一倍”的可怕气氛。由此可以看出，绰号“中国”的李彤的悲哀较黄凤仪、陈寅、黄慧芬麻木的悲哀更深。父母俱往矣，李彤无法生活在过去，而她的生活则充满无奈痛苦，她的朋友们麻木世俗，她无处控诉，无法言语。作为被殖民者李彤丧失了在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利，只能沉默地抵抗痛苦、佯装游戏。既然家世显赫、人品出众的“谪仙”李彤都无法言说、摆脱痛苦，那么碌碌凡人又怎能幸免呢？恐怕也只能继续在麻将桌上抓牢热闹、逃避痛苦。如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中指出的，属下妇女的声音是无法听到的，所有来自不同利益团体、自称为属下代言人的叙述实际上都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不仅作为主体的他者的属下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所接触不到的，而且被压迫者即使获得机会打破沉默、表达自己，他们也不一定就能够开口说话，表达真实的自我主体的欲望与需求。⑦李彤所代表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中被迫沉默的“中国形象”，她生活在泡沫般的繁华中，被深沉的痛苦折磨，然而无法言说、无处言说，她的痛苦是纽约的“盲点”，即使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也无法解读。她在这个社会里被异化、被误读、被侮辱、被毁灭，她曾经尝试用游戏人生来排遣寂寞，却终于无能为力，以死亡求得平静。

《谪仙记》的写作风格依然可以看到白先勇在《台北人》时期浓重的现代小说特点，听得到“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叛逆的声音、哀伤的调子”，看得到那个“成长于战后而正在求新望变彷徨摸索的青年学生”⑧的影子。陈寅初见李彤，她“那一头大卷蓬松的乌发，有三分之二掠过左额，堆泻到肩上来，左边平着耳际却插着一枚碎钻镶成的大蜘蛛，蜘蛛的四对足紧紧蟠在鬓发上，一个鼓圆的身子却高高地飞翘起来”。她别致的蜘蛛装饰引人注目，当她跳舞时，“发上那枚晶光四射的大蜘蛛衔着她的发尾横飞起来”，像她的舞蹈一样充满生命力。然而当她展露疲惫的真实面貌时，“插在她发上的那枚大蜘蛛，一团银光十分生猛地伏在她脸上”，仿佛会吸人精魂的怪物。反复出现的怪异而夺目的蜘蛛发饰令人想起《永远的尹雪艳》身上永远的白色：“素白旗袍”、“浑身银白”、“一身雪白的肌肤”、“犯了白虎”、“雪白的冰面巾”、“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月白旗袍”，这些白色道具和尹雪艳密不可分，成为她永恒“魔力”象征的一部分。白先勇的好友、《现代文学》另一名干将欧阳子认为：“尹雪艳既是魔，又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⑨尹雪艳身上颇具现代性的暗喻色彩与李彤极为相似，只不过银装素裹下的尹雪艳在死神般悲天悯人地看着她的客人们，而戴着镶钻蜘蛛发饰的李彤却在疯狂的游戏下藏匿自己的疲惫和无法言说的痛苦。在《永远的尹雪艳》和《谪仙记》中，另一个相似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是赌桌。在尹雪艳的公馆里，她下了一番工夫，将客人们引向麻将桌，本人却极少下场，“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有“头脸干净的苏州姨娘”、精美的午点和京沪小菜，使赢了的客人兴奋，输了的也心甘情愿。赌客们在尹公馆忘记了冬寒夏热，忘记了“十几年来的不如意事”，甘愿在命运的爪下低伏。在《谪仙记》里，华侨名媛们约好“不会打牌的男士，我们的会员是不许嫁的”，“恋爱时间，倒有泰半是在牌桌上消磨过去的”，“四强俱乐部”的聚会也总是在赌桌上。赌桌意象反讽地指向麻木不仁、逃避现实的人们，《谪仙记》中李彤和朋友争辩“打牌就要和辣子”的情节则具有鲜明的对比性：她不满人们在麻将桌上互相撕扯、徒劳费神，而她却无法超越，只能用琐碎的争辩掩饰无声的苦痛。白先勇在《谪仙记》里运用对比手法和象征手法，含蓄地叙述着李彤的混乱与崩溃，将今昔的对比、环境的改变娓娓道来，堆砌出完整而夺目的李彤形象，引人思索，引人痛惜。

在《谪仙怨》与《谪仙记》中，白先勇塑造了两个既相似又迥异、既动人又可怜的女性形象，至今具有值得探讨的文化意义。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华裔作家的身份复杂性、个人经历的丰富性与所处外部语境的独特性使华语文学具有多层次的研究价值，他们对于种族、性别、宗教、阶级等集体身份的敏感体悟与挖掘使华语文学在文化研究领域更具意义。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华语小说因此与文化、政治具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华裔作家特有的文化身份往往成为民族化与全球化间摇摆、焦虑的原因。华裔作家特有的文化身份，从表层来看由作家个体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抵达异域后的环境、身份转变所决定，而深层则与国家地位、异国对本国的社会总体想象有关，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华裔作家面临着：“谁是我的听众？”“我在哪里说话？”的问题，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往往不被他们掌握，他们身上“身在何处”与“从何处来”的矛盾实际上是后殖民的主流文化势力影响下的产物。在《纽约客》的后记中白先勇写道：“‘纽约故事’的开头几篇没有一个中心主题，直到1965年的一个春天，我在爱荷华河畔公园里一张桌子上，开始撰写《谪仙记》，其时春意乍暖，爱荷华河中的冰块消融，凘凘而下，枝头芽叶初露新绿，万物欣欣复苏之际，而我写的却是一篇女主角漂流到威尼斯投水自尽的悲怆故事。当时我把这篇小说定为《纽约客》的首篇，并引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作为题跋。”⑩李彤无奈的沉默与悲怆，正是《纽约客》的主题，以她为代表的“中国形象”的无言与困境，真有“天地之悠悠”那样深远。数十年过去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国家形象在美国的变化，华裔在美国的经济能力提升很快，社会地位也更容易得到认可，可是李彤式的无法诉说的精神苦闷却必然存在于每个正在抵抗环境变化的新晋移民身上。上世纪60年代的两篇短篇小说因此也具有更为持久动人的魅力和文化层面上更丰富的价值。

①⑧ 白先勇：《第六只手指》，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第68页。

② 《谪仙怨》和《谪仙记》的引文均见白先勇《纽约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不另注。

③ 刘俊：《从国族立场到世界立场》，《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4期。

④ 严歌苓：《扶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⑤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7页。

⑥ 米克巴尔：《叙事学：叙述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⑦ 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⑨ 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主题探讨》，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

⑩ 白先勇：《纽约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纽约客》，白先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