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田

利玛窦（1552-1610，Matteo Ricci），字西泰，意大利人，来华耶稣会士，晚明轰动一时的公众人物。是时，利玛窦以渊博的“西学”享誉士大夫中间，又以华言华服的“夷人”形象令晚明众多百姓惊诧不已。时人称：“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徐光启：《徐光启集》，卷二《跋二十五言》）利玛窦自称：“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事实上，晚明时期，利玛窦不仅是一个奇特的外国人及“西学”代名词，且与晚明的“利玛窦现象”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关联。

救时与“利玛窦现象”

晚明时代实则滥觞于成化时期。成化时期，明朝经过百余年相对稳定的发展，以经济生活商业化为表征的社会变迁开始萌动。换言之，自成化以来，明代经济社会近代化转型已成为时代主题。

至万历时期（1573—1620），随着城乡商品经济迅速滋蔓与膨胀，明代整个社会已经陷于原有经济秩序及道德观念崩解之际的浮躁与混乱之中。与社会变迁相伴生的，是日趋严重的传统社会危机、统治危机及更为深远的儒家思想危机。国事维艰。为了救时，晚明一些尚有政治责任心与道德良知的士大夫心存忧患、积极寻求挽救危机的救世良方。其中，成化、弘治之际，明代大儒、中央重臣丘濬曾致力于总结历代治国思想及明兴百余年政治得失经验，具体提出以“养民”为核心、以“为民理财”及“崇教化”等为途径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丘濬：《大学衍义补》）；正德、嘉靖之际，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等拟通过提倡心学以求改造世人精神、挽救社会危机；其后，阳明后学——泰州学派宣扬“百姓日用之道”说，从民生视角探寻国家出路藉以匡济天下。除去上述思想家们在“思想”层面的积极探寻，嘉靖以来，明朝地方大员如庞尚鹏、欧阳铎、潘季驯、海瑞等人亦试图改革赋税征收办法以解救晚明困厄。至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则集其大成。张居正改革使得明朝统治危机暂时有所舒解，然而，未能根除。万历十二年（1584），曾“威权震主”的张居正身后遭到万历帝彻底清算。摧毁张居正势力后，万历帝很快就“转业”了，此后三十余年间，他“隐居”深宫。皇帝怠政，政务废弛，社会危机加深。是时，天灾人祸踵至。兵变、民变迭兴，反矿监税使的市民运动骤起。在此人心思变、国事不堪之际，救时成为时代最为迫切的课题。

风云际会，利玛窦等饱学的耶稣会士们恰于晚明之际携带“神奇”的“西学”远渡重洋来传教。重科学、重实用的“西学”令一些陷于思想困惑、国事迷茫之中的士大夫为之一振。如徐光启等认为，“西学”为救世之学，“天主教”便是改造人心社会之良方，即“国家致盛世、保太平之策，无以过此”。（《徐光启集》卷九《辨学章疏》）于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晚明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遂倾心于西学，主动交好利玛窦“学而时习之”，欲借西学以挽救明朝统治危机与社会危机。凡此，最终形成晚明时期特殊的政治现象——“利玛窦现象”，即晚明士大夫以译介西学为主要途径，以端正人心、富国强兵为依归的自觉的学习、提倡“西学”以救时之举。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救时运动主要内容之一，它标志着晚明一部分士大夫为了救时而从最初强化儒学治国功效转向求助西方科学技术，从推崇儒家思想而转宗天主的一段极为复杂而艰难的心路历程。因此，“利玛窦现象”不仅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时的现象与模式，也是晚明士大夫救时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玛窦“作为”与“利玛窦现象”

“利玛窦现象”之所以在晚明时代出现，虽曰时势使然，但是，利玛窦本人的“作为”也是不应小觑的重要因素之一。概言之，利玛窦的“作为”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品行端方幻为“形象”

在政治风气颟顸腐朽、人心浮躁且急功近利的晚明时代，在士大夫多庸碌无耻、贪恋声色且沉迷货利的万历时期，身为“远夷”的利玛窦以其“淡然无求，冥修敬天，朝夕自盟已无妄念、无妄动、无妄言”（吴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