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建君

文人笺纸

文/胡建君

张爱玲说到30年前旧上海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样的文字令我从小对『朵云轩』心驰神往。后来每去上海书画出版社，就逛到郑名川所在的水印木刻部看看各色笺纸，赖他送我几张特别的，也算暂留住一段风雅的岁月吧。

朵云轩云母笺小信封

风之篇

日趋远离了自然，所以格外珍惜亲近自然的物件，诸如棉、麻的手感。怀念手不释卷的学生时代，还有天天在等信与写信中度过的好时光。我对学生们说，多看看实体书，在纸上写写字吧。电子读物和邮件虽然便捷，远远代替不了纸质书籍和手写书信带给我们的充实与美好，回忆在纸上的年华，多么温暖可靠。

以前常在旅途中给朋友写信，在车上、在船上，伴随着车厢的一灯如豆或者船舷上的星光和月光，涂鸦一般似乎在梦中书写。有次在鸣沙山上写信，朋友收到的信纸和信封里夹着细沙，似乎听得见写字那刻的漫漫风涛。比较喜欢各种质朴的手工笺纸，量轻而质厚，不太光滑，吃得住字，甚至有毛毛的手撕边。有时会在纸上画些小插画，或粘贴花叶，那时总觉得与众不同才好。曾在南京捡了大朵的银杏叶给朋友写信，为此填过一首《满庭芳》，其中写道：“金陵，长记取，南园银杏，聊注衷肠。把胸中锦绣，醉伴黄粱。歌舞六朝梦觉，平生意、任自游扬……”

大学时期的节假日，总和朋友王浓埋头在老家利小店挑选各种台湾信纸和明信片，挤在一堆小小的孩子中间，多年以后依旧记得那时的欢喜。去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约见老朋友虹子，我们送给对方的礼物，居然不约而同都是牛皮封面的手工纸笔记本。她在香港读书时给我写信，洋洋洒洒总有十几大张，我的回信自然也都不简短。那时收信和写信都是莫大幸福的第一要事，最好的文字留在了那些信笺上，随风而去了。年前我在美国境内的尼亚加拉瀑布边给爸爸寄了一张明信片。30年前，爸爸也在大瀑布边给我寄过相似的明信片，只不过那时他在瀑布的另一边，加拿大境内，那时我刚上小学。

有个朋友写给我的信纸常是匪夷所思的，比如丝袜的包装纸，书的扉页，说明书的空白页等，她说那样表明写信心情之迫切，饥不择纸。王小波给李银河的书信写在五线谱上，还用蓝色墨水笔写字在镜子上，涂满了整面镜子，像蓝色的月光。袁拿恩老师在菩提叶上书写心经，用恭肃严整的蝇头小楷，写一片花费三个多小时。贝叶心经带着斑驳的古意和静气，后来他送了一片给我，十分令人欢喜。他是刘海粟的关门弟子，生性浪漫，还说起曾用山东煎饼抄写佛经，竟然非常好写，玉米做的那黄色的感觉也像寺院用纸。开始是抄着玩，最终还吃进肚里，因为觉得是佛经须恭敬有善终，也当然因为煎饼可吃。如果玉米煎饼用来写信，那真是精神与物质食粮的二合一了。台湾导演魏德圣曾讲起，有一封信，大概是民国时期一位太太写给留洋的丈夫，因为那个时候用油灯，常喷油滴出来，落到纸上。那妻子写道，如果你闻到这信纸上的油灯味，我们这一刻的心意是相通的。

袁拿恩书写的贝叶心经

法国的朋友魏建强告诉我，他今年一月份在古董市场买了张一战时期的带邮票的明信片，上面的内容令他很是感慨：一个法国战士被俘虏了，进了德国战俘监狱。冬天，身上厚衣服也被扒了，很冷。他写这个明信片给在法国的太太，告诉她，他目前的处境，还有一些生活细节，以及传达自己的思念。也不知战乱的年代，那封信是否平安抵达家人手中，她的太太读着明信片又会如何牵挂担心呢？魏还收藏了一个信封，是二战时期，一个法国人在上海寄给法国家人的，信封上贴着孙中山的邮票，盖着法国驻华使馆的印章。这封信辗转到法国的时候，法国刚好被德军占领，于是信件就被德国纳粹军方截住，开信审查，随后贴上德国纳粹军事审查封条后再次寄出给他的家人。感觉就像是恢弘史诗的一个片段。

从前的诗笺都是亲手制作，我也曾用捣碎的旧报纸、宣纸、花叶掺和云母、淀粉，摊在旧纱窗上制作再生纸，拿来做书签贺卡倒也斑驳古拙，但和古人相比，却是粗糙不已了。唐代女诗人薛涛曾采集百年芙蓉树的花瓣与树皮，精制成深红色的浣花笺，那是用来书写相思的吧。《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春扫落花，夏采蕉叶，捣烂成汁，和了云母粉入纸皴染成彩笺，不愧是文学史上最美的女子。

雅之篇

古人尚风雅，在各种笺纸上书写诗词歌赋和心情，从素笺一直写到彩笺。即便民国时期，还有我们熟悉的“红八行”笺纸，信封则是白绵或宣纸糊成的长方形，名址皆由右至左竖写。如今，网络普及，用纸笔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毛笔和笺纸了，让人不仅追忆起那些纸上年华。

被我们渐渐遗忘在尘埃里的纸，其实伴随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相传纸发明于汉代，自出现以后，便逐步应用于书写和绘画。初期，纸质比较粗糙，不能胜任较精细的笔法。三国时期，有赖于纺织技术的长足进步，绢的材质有了较大发展，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代纸作为主要的书写绘画底子。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君“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为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数百丈绯绳，辘轳回转，凤凰飞下，谓之凤诏。”可见当时已出现染成五色的凤诏了，像是一种凤凰传奇。南北朝的《玉台新咏》记载：“三台妙迹，龙伸屈之书，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可知雅致的五色花笺的名字在当时已经流行了。

隋唐时期，国盛民富，造纸技术进步很快，纸的应用进一步普及，特别是麻纸的应用比较普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即用宣纸加蜡，用以摹写图画，这是最早关于宣纸名称的记录。唐代制纸工艺以四川为翘楚，而蜀中笺纸又以上文提及的“浣花笺”最为出名。相传薛涛在成都浣花溪百花潭畔购置住宅，雇工匠经办造纸作坊。她根据前人用黄檗叶染纸的原理，以芙蓉为原料制造彩色笺纸。据《唐音要生》载：“诗笺始薛涛，涛好制小诗，惜纸长剩，命匠狭小之，时谓便，因行用。其笺染演作十色，故诗家有十样变笺之语。”她设计的纸是长宽适度便于随时取用的小张笺纸，以十张为一扎，诗人尤为适用。薛涛还用涂刷加工方法制作色纸，将红花中提取的染料掺入胶料涂刷于纸面，比传统的浸渍染色方法更方便快捷，也节约了成本。优雅的花笺加上薛涛的个人魅力，成就一段造纸业的传奇。

经过隋唐三百多年的技术发展和经验积累，造纸术已成完整的体系。两宋时期，画法变革，水墨画法逐步兴盛，使得纸质材料愈来愈突显其适用性和优越性，迅速得以普及。我的博士论文写到元祐文人，他们的书写用纸让我艳羡不已。比如东坡用的一种麻纸，只有在成都浣花溪的水边才能制成。他还试过海苔、竹或藤制作的书纸，皆紧薄可爱。李煜特制的澄心堂纸历来令人心仪，至宋代依然风行，但东坡甚至用过比澄心堂还得心应手的天台玉板纸，更细薄光润，坚洁如玉。看古人的笺纸名称就使人神驰，如碧云春树笺、粉蜡笺、芦雁笺、清江笺、水纹笺、鱼子笺、砑花纸等。其中砑花纸还分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上面砑着隐隐的人物麟羽花竹。米芾的传世书纸上就隐有云中楼阁的图案。

北宋各类加工方式如染色、砑花、印染、描绘、加料、泥金银，以及金银屑、金银粉及其他色料、药料的运用，名目繁多的笺纸种类开始大量出现。前代的加工纸在宋代都继续发展，其他还有新的制作精良的砑花纸、水纹笺、染黄纸、鱼子笺等优质纸品出现。其时谢景初制作的笺纸很有名，人称“谢公笺”，俗称“鸾笺”或“蛮笺”，他制作的笺纸因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黄、浅青、深绿、浅绿、铜绿等不同色彩，听起来都那么赏心悦目。

元代造纸延续了宋的风华，但也没有更多的创新。史载有绍兴出的彩色粉笺、蜡笺、花笺、黄笺、罗纹笺等，还有江西的白篆纸、观音纸等。宫廷中有纸上绘金如意的诗笺，到了明清皆有仿制，但民间雕版印刷彩笺尚无记载。这个纸上平淡的时代正在为后世笺纸的繁荣多彩暗暗蓄势。

荣宝斋信笺之王师子花卉

荣宝斋信笺之北平笺谱一

荣宝斋信笺之北平笺谱二

颂之篇

由于分工繁复的木版水印技术的产生发展，笺纸的巅峰时代终于到来。至明代，木版水印笺纸令人目不暇接，各种山水人物花鸟甚至天文象纬、服饰彩章等图案陆续出现，杂彩纷呈。《十竹斋笺谱》乃胡正言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刻成，“精工富丽，备具重美，中国雕版彩画，至是叹为观止”。这部笺谱采用了多种印制方法，包括饾版、拱花技术，代表了笺纸印刷技术的巅峰水平。郑振铎曾赞叹其“人物潇洒出尘，水土则澹淡恬静，蝴蝶则花彩斑斓，欲飞欲止，博古清玩，则典雅清新，若浮纸面”。

清初的笺纸艺术遥接明末余绪。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笺简”一节写道：“我能肖诸物之形以为笺，则笺上所列，皆题诗作字之料也。”“已经制就者，有韵事笺八种，织锦笺十种。”王世襄所谓的“活着玩，玩着活”，是一种生活态度。乾隆时期，皇帝风流，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笺纸在宫廷颇为流行，像成亲王所用的笺纸，其精雅品格不亚于“十竹斋”。同时，文人自印笺纸依然风行。赫赫有名的如翁方纲、孙星衍、潘祖荫、吴大澂、杨沂孙、俞樾等，都自制笺纸，多用金石、古玩、法书等图案，金石书笺流派尽一时风雅之盛。道光、咸丰以后，苏浙沪的各种纸品店出现很多以画家画作为图案的笺纸，如任伯年、虚谷、吴昌硕、王一亭等人的作品经常被印制于笺纸之上，很有文人雅趣。清中叶之后，随着沿海城市工商业经济繁荣，花笺时常被生意人取作信笺，普遍用于书信往来了。清末，上海有人刻制了印有大彼得、华盛顿、拿破仑、俾斯麦等国外强人形象的诗笺，意在倡武备，振国祚。笺纸艺术自此异彩纷呈。

笺纸的最后高峰是在民国初期，文人画的兴起给笺纸带来新的生机与繁荣。民初画坛领袖姚茫父、陈师曾等都用心参与笺纸的制作。其后，名画家张大千、齐白石、溥心畲、陈半丁等均涉足笺纸，笺纸图样多集诗、书、画、印于一体，格调高华，从此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其时刻印高手众多，纷纷选用上好宣纸，采用精湛的木版水印技术，光印制笺谱的店铺，在京城就有20 余家。荣宝斋即在其中脱颖而出，与上海的朵云轩雄峙于大江南北。

荣宝斋信笺之北平笺谱三

荣宝斋用木板水印法制作的《七十二候诗笺》、《二十四节令封套》等，鲁迅、郑振铎见后盛赞为琉璃厂诸笺肆中之“白眉”。1896年，荣宝斋设“荣宝斋帖套作”机构，开创木版水印事业，初始便着手印刷供文人雅士书写的信札、吟诗作赋用的诗笺。最有名的作品属上世纪30年代鲁迅、郑振铎主持印制的《北平笺谱》，被誉为“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唯一丰碑”。1958年，这部笺谱得以重印，更名为《北京笺谱》。诚如鲁迅所言，“此事恐不久也将消沉了”，笺谱的结局只能流借于人们的记忆深处。

创建于1900年的海上朵云轩,同样为文人所耳熟能详。朵云轩的老店主与倪墨耕、王一亭、赵子云等海上名家均是至交，谈艺之余，一起吟诗作画、拍曲弹唱，朵云轩如同艺术沙龙，被艺坛称为“江南艺苑”、“书画之家”。20年代，初到上海的张大千能拜在曾熙门下学习书艺，也有赖于朵云轩从中牵线搭桥。朵云轩初创时的经营品目就有：“自制朵云名笺，薛涛槟榔名笺，十景木匣诗笺，青赤泥金贡笺，各色冷金贡笺，洒金描金蜡笺，藏经磁青名笺，玉板煮硾名笺，猩红真硃贡笺，六吉单夹贡笺……”其木版水印复制艺术独具特色，形成悉仿古制、刻意乱真、工细兼及、神形并重的风格，其中泼墨大写意画的复制，水墨淋漓，酷似原作，连原作者都无法识别，一度享有盛誉。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