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毅然

经济生态与现代文学

文/裴毅然

经济生态不仅决定社会对文学的整体需求，而且也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传播速率。供养大批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并非来自富翁的慈善与政府的倾斜性政策，而是来自社会发展本身之需求。

戊戌以前，社会封闭，交通不便。1880年代，苏州到上海只有三天两夜的手划船。1903年，浙江举人陈叔通赴京会试，杭州到北京，走了近两个月。机器印刷以前，一部手抄本《红楼梦》要几十两银子。大众文娱主要为戏曲、说书。

近代报业兴起之前，社会对稿件没有需求，文人也就不可能专心操弄文学。20世纪以前既没有专业作家诗人，亦无其他各路专业文化人（如编辑、记者、律师等），经济生态从源头上决定了全社会对文学的可投入量。

进入20世纪，科举停废，报业渐热，“一纸风行、观听一耸”，连载小说乘势而起，成为报社抓住读者的一大手段。小说有利可图，又能迅速成名，不少维新志士投身新闻界，一批读书人致力文学：“不假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货之书肆，囊金而归。”原来只能或仕或幕的文化人有了更多的出路。“那时上海的记者们，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态度，谢绝各方交际应酬，以自示清高。”

1907年，徐念慈的《小说林》 第一期刊出启事“募集小说”：

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

这是现今能查找到的最早小说稿酬标准。1910年7月创刊的《小说月报》，“征文条例”明文规定四等稿酬：“凡投稿中选者，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两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