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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现实考量:基于2011年全国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状况的数据调查❋

2012-07-09魏彤儒郭牧琦

关键词:效能政治大学生

魏彤儒,郭牧琦

(1.华北电力大学政教部,河北 保定 071003;2.华北电力大学法政系,河北 保定 071003)

大学生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后备力量,其政治参与状况不仅影响自身的政治社会化水平,关乎我国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而且牵涉到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和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近年来,学者们经过持续实证调研,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大学生群体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冷漠”(包括“政治不参与”和“应付性政治参与”)、“功利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知行脱节”、“政治参与层次低”等。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均与大学生政治效能感低密切相关,而要解决上述问题,优化当前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效果,提升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

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学者就开始高度关注“政治效能感”,不仅将其作为影响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作为“当代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将其看作“民主政治参与理论”的重心所在[1]45。在美国政治学界,政治效能感的受关注度仅次于“政党认同”[2]。在我国,对于“政治效能感”这一重要内容却鲜有学者研究,从政治效能感视阈研究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文献则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的思考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1 政治效能感的内涵界定

效能感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源自“自我效能感”一词。该词最早由班杜拉提出,是指人们对自己能否成功地进行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迁移到政治学领域,则形成“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关于“政治效能感”的内涵,国外主要有“感觉说”、“主观能力说”和“形成说”等 3种观点。

政治效能感最早用于研究美国民众选举行为的影响因素[2]。坎贝尔教授给出了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政治效能感是一种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也是值得个人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觉。是公民感受到政治与社会的改变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在这种改变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感觉。[3]187”随后,莱恩、布莱克等人又丰富了“感觉”的维度,提出“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并存,“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影响政府的感觉,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个体相信当权者或者政府应该回应民众的感觉。[2]”进而在此基础上将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发展为集体效能感,即相信集体政治参与活动能够影响决策的共同感觉。

20世纪60年代,“主观能力说”的代表学者阿尔蒙德“强调了政治效能感是指向公民自身政治能力的意涵。[2]”“形成说”的代表伊斯顿和丹尼斯提出政治效能感由 3个要素构成,依次是作为规范的政治效能感(指民主制度中的成员应能影响政府,且政府应给予回应)、有心理学感觉倾向的政治效能感(指政治参与个体感觉自己能影响政府,且感觉政府能给予回应)和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政治效能感(指在政治活动中形成的真正影响)[4],三者呈递进转化的关系。

综上,笔者认为,政治效能感是指政治参与主体对自身的参与行为能够对政府和政治过程产生影响的能力感觉及对所能产生效果的主观判断和评估。

2 政治效能感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关系

2.1 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

张平、李国青曾详细分析政治效能感的作用机制[5],认为政治效能感会影响个体参与政治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参与前的思维、动机和选择,以及参与过程中的应变能力。

目前,关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文献普遍将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主要指大学生的个体政治特征,如大学生自身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性格、政治能力等;外在因素包括家庭和学校环境、社会政治环境及能够对大学生政治参与产生影响的事件或经验等,但外部环境需要通过改变个体政治特征实现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因此,大学生个体政治特征是影响其政治参与的最终因素。政治效能感可以反映出参与者对自身政治参与意识及能力的主观评价,也能够反映出个体政治价值观、政治性格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参与者个体政治特征的集中表现,可见政治效能感是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

2.2 政治参与是培养大学生政治效能感根本途径

由于政治效能感是政治参与主体对自身政治参与能力与效果的主观认识,是一种源自个人或他人政治参与经验教训的总结。相应主观认识和经验教训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讲就是政治参与实践。认识和态度指导行为,而行为会产生或修正认识和态度。由此笔者认为,政治参与是培养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根本途径。

具体而言,大学生可以通过直接参与政治,在实践中完善政治认知、培养政治态度、增强政治辨别力、积累参政经验,进而实现政治效能感的培养;同时,大学生也可通过参照他人政治参与实践,借鉴他人经验和教训,修缮自我参与行为,在此过程中,培养和提升个体的政治效能感。

3 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效能感低的原因

学者卢平于1994年对美、英、印三国青年政治效应比较研究量表调整完善后,用于中国青年的政治效能感的研究,结果显示:90年代的中国青年政治效能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52.2%),但具有高政治效应的青年人数较少[6];且在我国青年中,大学文化程度的青年人的政治效能感最低,只有 24.8%,远远落后于低学历层次的青年群体。该研究还显示,我国青年政治效能感强弱在年龄组上呈 U型分布,即两头高中间低:14岁~19岁年龄组和 30岁~34岁年龄组的政治效能感高,分别为 41% 和 33.3%;20岁~24岁年龄组和 25岁~29岁年龄组的政治效能感低,分别为 27.5% 和 26.5%[6],而中间组恰恰是大学生的年龄阶段。《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2008)》进一步印证了当前我国大学生政治效能感偏低的结论。该报告用得分的形式表示政治效能感的强弱,发现 18岁~29岁的受访人得分低于整体平均分,政治效能感较弱。

为了掌握当前中国大学生政治效能感高低情况,作者于2011年10月~12月,在我国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南北方地区,选取不同类型的大学,对大学生展开关于政治效能感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750份,回收有效问卷 720份,有效回收率达96%。

表1 变量选取

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与其个体特征、学校及家庭环境等密切相关。故本文从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 3个层面对大学生政治效能感高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变量选取见表1。

3.1 变量描述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在该调查样本中,大学生的内在政治效能感较高,大部分都集中在“政治涉及每位公民”利益,认为政治与大学生无关的部分仅占到 10.00%,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比较弱,59.39%的调查对象认为无法影响政府做法。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整体处于偏低水平。

表2 变量分布

续表2:

个体政治特征层面:在调查对象中男女比例数量基本持平,政治面貌则集中在“中共共青团员”类,学生、干部比例为 45.12%。学校教育环境层面:被调查大学生的专业类别集中在理工科,经管类和人文类次之;同样地,被调查大学生的学校主要是偏理工科大学,但仍有 5%左右的被调查者是专科学生;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近 70%的大学生认为其“形式单一,枯燥乏味”。总之,被调查大学生普遍认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待改善。家庭教育层面: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月生活费超过801元,其中的父母亲职业,按照问卷填写内容分为 6大类。由表2可看出,父母亲的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类别,尤其是工人这一小类,这反映出所调查的大学生大多来自工薪家庭,更具有代表性。

社会政治环境层面:被调查大学生所在的高校大部分在“首都或直辖市或省会”,可见学校的社会经济环境总体偏好;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人数比例很少,说明很多学校的管理缺少学生参与过程。这说明社会目前尚缺乏对大学生政治权益保障的专项制度,对大学生群体政治参与缺少相应的重视。

3.2 变量交互分析

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影响政府的感觉,外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相信当权者或者政府应该回应民众的感觉。因此,本文对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深入分析,以内在政治效能感分析其参政冲动,以外在政治效能感表示其参政期望。

表3 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表4 外在政治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3.2.1 个体政治特征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表3~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对大学生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都有较大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男性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都要高于女性的,这与传统的男性政治认识相符。一般情况下,男性大学生比较关注社会时政新闻,对于学校内部管理也更加积极,因而政治效能感更高。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显著正向作用于政治效能感,即担任学生干部的大学生,其政治效能感比较高。因为在学校担任干部的大学生有机会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并且需要协助老师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因此,他们对于政治活动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3.2.2 家庭和学校教育环境对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表3~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大学生月生活费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收入水平与大学生政治效能感高低并无太大联系。学校属性对于大学生内在政治效能感具有正向影响。父母亲职业对于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于外在政治效能感,母亲的职业并无多大影响,父亲职业则正向作用于外在政治效能感。

一般情况下,普遍认为家庭和学校与大学生的联系最为紧密,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形成与发展都必定会受到家庭和学校的直接影响,包括来自师长的教育引导,也包括学生同辈群体的相互影响。长期以来,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都会对子女提供物质、精神上的帮助,不会刻意培养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甚至对于大学生因参与政治而耽误学习时间是限制的。回归结果显示,父亲从事收入越高、社会地位越高的职业,其子女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更高。一般情况下,父亲是高收入职业的大学生能够享受家庭提供的更多的政治参与途径与机会,并且父亲若担任行政单位、国家机关负责人,会在家庭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政治氛围,通常从政的父亲也会有意识并且有能力培养孩子的政治效能感,这也与父亲自身的政治效能感相关。而母亲的职业分布在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的很少,较父亲职业而言,自然对孩子的政治效能感影响较小。

此外,高校的教育系统对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存在不同的态度,并且普遍缺少专门的教育指导,并没有为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培养创造机会。无论是偏理科学校、偏文科学校还是综合性大学,政治教育课程都只是侧重于政治常识,没有设置与政治参与相关的实践性课程,学生对此持“教材落后”、“没用”的看法。在学校管理方面,参与学校管理的大学生普遍表现出较高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学生在参与管理过程中能够熟悉管理工作流程,增强实践认知和自信心;而缺少管理工作的学生,其政治效能感培养时间与感觉强化的机会更为贫乏。

3.2.3 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表3~表4的回归结果表明,学校所在地对于大学生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具有特别显著的正向作用。学校所在地区经济政治环境越好,大学生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就越高。这里的社会政治环境,主要是指大学所在地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直接政治元素,还包括媒体等传播机构对政治现象、政治参与的宣传导向因素。大学生由于缺少相应的政治参与渠道,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大学或者所在地政府机关进行政治参与。这种情况下,政治氛围不够浓厚的地区自然无法提供给大学生通过政治参与渠道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大城市,政治信息的传播迅速及时,再加上具有高文化水平的大学生群体,大学生更易于通过媒体报道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而负面政治信息也会对于大学生的外在政治效能感起着阻碍作用。社会政治参与阻碍因素对于外在政治效能感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于内在政治效能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认为阻碍是个人能力与意愿的大学生内在政治效能感较高。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影响政府的感觉,个人意愿阻碍了社会政治参与同他们的内在政治效能感的理论解释也一致。社会就业竟争等现状作为一种外在环境主要从外在角度对政治效能感施加影响,而大学生个人对政治的看法则不受太大影响。

4 提高当前我国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基本建议

4.1 进一步疏通和拓宽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渠道

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是否多元畅通,是影响大学生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根本因素,因此,进一步疏通和拓宽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是提升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主要途径之一。

4.1.1 国家应制定大学生政治参与专项保障制度

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提升不仅需要参政权利的“被赋予”,还需要国家设立政治参与的专项制度保障权利的实现。该保障制度既应包括鼓励大学生参与政治的具体规定,如明确规定在人数庞大的大学生群体中选出各级人大代表;还应规定政府等相关部门对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做出必要的“回应”,尊重并重视大学生的利益诉求。专项的制度保障可以增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信心和成功期望,能够产生积极的心理暗示,从而促进其政治效能感提升。

如俄罗斯,政府十分重视青年人的政治参与,主张采取各种制度性措施不断增强青年人对政治参与的信心。莫斯科市政府推行了“公民接班人”计划,规定在每年的 8月1日、8日和 15日这3天,莫斯科市副市长及各部门的主席暂时离职,由择优选拔的大学生管理市政府,他们甚至还能参加大型的国际会议和其他国家级活动。在这种“真刀实枪”的参与过程中,大学生的政治自信心增强较快,政治效能感随之提高。

4.1.2 积极推进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参与是信息时代大学生参与政治的有效形式,可极大拓展大学生参与政治的渠道,提高其政治参与的效率,是培养和提升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重要渠道。为此,我国政府应加强网络基础建设,努力推进电子政府建设;政府工作人员应增强网络民主意识,提高网络政务处理能力,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效能的提升搭建优质平台。政府还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网络法律法规,强力规范网络秩序;做好大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实现其网络政治参与的自制自律;加强网络技术研发,保证网络政治参与的可测可控,从而实现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有效,保证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正向培养和提升。

4.2 着力解决政治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使沟通主体缺位,导致公民对政治的“无知”或“茫然”,限制、削减其参与政治沟通的热情与能力[7]。因此,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有效培养和提升大学生政治效能感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对政治信息的发布和报道要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保证各项政治活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对民众反响较大的政治信息要及时耐心地解答,改变暗箱操作、信息不足和解释匮乏等不良现状。另一方面,要以法律手段规范政治信息的报道,对虚假和夸大的信息报道加以严惩,避免因政治信息泛滥而造成人民群众的疑惑。只有信息对称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包括大学生群体在内的普通公民提升政治效能感。

4.3 强化教育培训和政治实践,努力提高政治参与技能和经验

高校必须利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或开设选修课、专题讲座等多种途径,强化政治教育和政治心理调适。首先,应加强对大学生的政治主体观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政治主体意识,使其明确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责任,以提高该群体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对大学生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现代公民意识的教育,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参与政治是其拥有的政治权利,认清政治参与的意义和价值,不断提高其参政意识和素质。其次,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帮助大学生建立正确的政治认知体系,增强其对我国政治体系的了解和认同。再次,加强国情国史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让学生学会从历史视角、用发展眼光认识和分析问题,培养他们积极健康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动机,调适大学生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态度。第四,教育大学生提高自我教育意识和能力,自觉加强自我调适力度,不因个别社会事件和不良社会环境而改变自身的基本政治认知和态度。

着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政治技能训练或政治实践活动,积极推行学生参议制、校园听证会等制度,将政治技能训练或政治实践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生活化,不断增强大学生政治参与技能,丰富大学生的参政成功经验,从而提高其政治效能感。

营造民主平等、积极向上的家庭环境。打破只注重子女学习成绩的传统家庭教育模式,更加关注子女各项素质的综合发展。努力实现家庭教育的科学化、组织化和现代化,适时向子女介绍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则、规范,指导子女树立科学政治价值观,通过正确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增强子女的政治素养,提高其政治效能感。

政治组织、学校、媒体等应做好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宣传工作,积极宣传公民特别是大学生参政对推动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并用成功的政治参与实践为大学生提供正面鼓励,使其感受到自身的政治参与行为能受重视,能被“回应”,能有影响,从而提升其政治效能感。

4.4 自觉加强主观塑造,巩固和深化政治效能感培养效果

提升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除了政府、学校、家庭、媒体等外在力量大力推动外,还需大学生以政治主体姿态自觉加强主观塑造,努力将外在影响内化为自身素质,方能最终实现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的真正提升。

为此,教育者应当重视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大学生应充分认识到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对其人生发展的重大作用,以高度政治责任感珍视法律所赋予的政治参与权利,运用现实制度提供的有利条件,理性参与政治;自觉学习政治生活基本规范,提高政治认知水平;积极参与政治实践活动,以丰富自身政治参与成功经验,不断提升政治效能感。

[1][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 [M].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李蓉蓉.海外政治效能感研究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10(9):46-47.

[3]Angus Campbel l.The VoterDecides[M]. Row:Peterson,1954.

[4]David Easton,Jack Dennis.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 Regime Norms Political Efficacy[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7(1):25-26.

[5]张平,李国青.论政治效能感的作用机制及其培养[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55-56.

[6]卢平.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效应及其评价 [J].青年研究,1994(2):25-27.

[7][美]科恩.论民主 [M].聂崇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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