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 瑾

人得有信仰、有精神地活着。离体干部董行健是我所资深编辑，为本刊的创办及出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坚定的信仰、刻苦的拼搏、无私的奉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铭记与学习。——编者

我所离休干部董行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2月27日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逝世，享年86岁。至今，时间已过去三个多月，我清理了思绪，打开“搜索引擎”，写成此文。

董行健的家庭是一个非凡的革命家庭，富有传奇色彩，恐怕是我军独有，全国罕见。

父亲董芸滨，1882年生，四川巴县（今重庆）人，出身贫苦，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参加反清讨袁革命军，20世纪20年代，摸爬滚打，吃苦耐劳，从一名普通战士升为班、排、连、营、团长，而后成为川东万县的城防司令兼万县“知县”。建过果园，开过桔精酒厂，兴办实业，民国初年是四川一位颇有名气的军、政、商界开明人士。

董芸滨与刘伯承1921年前后征战于泸（州）顺（庆，今南充），同属川东讨袁总司令熊克武部下任团长。后在川军刘湘部任少将参军。抗日战争初期，曾帮助党中央特派员、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做争取刘湘及该部将领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合作的工作。1945年国共 “重庆谈判”伊始，董芸滨曾以无党派人士名义应邀列席会议。

全国解放后，董芸滨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1965年病逝于成都。

董芸滨与同为川军名将刘伯承过从甚密，亲如兄弟。后刘伯承约他同行，弃旧投新，寻求能领导中国彻底革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时，董说：“我已是三男二女的父亲了，如果丢下他们就无法生存……只有请你先行，我随后找机会跟来；如果我不能成行，那我也一定把儿女们送去参加你们的事业。”果然，老人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将膝下8个子女全部交给了中国革命，6人送到了延安。8人中，红军2人，八路军、新四军3人，解放军3人；中国共产党员7人（新中国成立前入党6人），共青团员1人。

解放后，刘伯承元帅获知老战友董芸滨真的送8个子女参加革命，实现了“诺言”，异常高兴，于1960年电召正在北京军队任职的董芸滨次子董启强全家到他北戴河的临时疗养地会面，询问他父亲和8个兄弟姊妹的近况。刘帅最后非常高兴地说：“你父亲是个真正的爱国将领，他说话算话，一言九鼎，真乃大将军也。你家称得上是一个非凡的革命家庭，可敬可爱！”并与董启强全家合影留念。

启翔，大姐，1913年生，1923年考进北京大学，后被党组织派去日本（与任白戈同行）留学。1932年参加革命，曾任广西南宁市委首任秘书长，柳州市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启文，大哥，1914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红军，中共浙南特委副书记兼军委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六纵队十八师五十四团参谋长，1948年2月19日在鞍山战役中，率部冲锋陷阵，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4岁。

董行健与妻子张方（离休干部）晚年合影

启强，二哥，1916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多次反扫荡战斗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历任教员，科长，冀南军区教导队政治教导员，宣教部副部长、部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步兵学校政委，政治干部学校教育长、副校长，我军总政治部工作教材编委会副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政委，七机部二院党委书记，国防科技大学副政委。为我国航天事业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直接领导和参与了我国“银河亿次计算机”的研制。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启纲，二姐，1921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敌后、白色地下以及国特监狱等斗争考验。全国解放以后，历任天津公安学校校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主任，四川省成都农业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虽“改正、恢复政治名誉”，但身心备受摧残，1968年因“病”早逝。

启勋，三哥，1923年生，1938年赴延安，抗大毕业，中共中央党校毕业。1938年4月入党。时年15岁（党的六大章程还未限制入党年龄）。抗战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做青年工作，曾任边区学联中小学生部长，陇东地区青救会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东北局松江省委首脑领导机关及基层工作，任过双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任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松江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乐山县委书记，乐山地委副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财贸部副部长，中共内江地委副书记兼简阳县委书记，内江地委书记，华西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启沛，妹，1932年生，1949年参加革命，参军二野军大三分校，后保送四川美院深造，毕业，画家。曾在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四川少儿出版社画家、成都市老协诗书画研究会会长，被上海市授予“扶贫助残爱心活动模范艺术家”称号。

启睿，弟，1935年生，1949年参军，共青团员，加入二野军大三分校，本来14岁不够参军年龄，但恰巧他的二哥启强正是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一总队政委，组织上“破格”录取了他。后被选为西南军区飞行员，送到成都航校预备班学习。后因肾病突发遗憾离开部队。考入四川华西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前身）理疗系，苦读7年毕业。医务工作者。1970年因病早逝，年仅40岁。

董行健同志，原名启昭，排行老六，1926年2月生，1937年到延安，1947年入党，同年由上海地下党派遣，打入上海市警察局刑警处调查科 （后改为政治处）保防股（保密防谍），收集敌方破坏我党及进步力量的情报，掩护地下党与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公安局刑警处政治科审讯股副股长，二野三兵团一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重庆市公安局六分局二科科长，重庆市公安学校业务教研室主任。1958年8月调重庆市缙云山农场工作，任副场长，党支部书记，党委委员。1962年7月到柑桔研究所工作直至1984年3月离休(享受副厅局级待遇)。党委委员，党组成员，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科研管理处副处长兼情报资料室主任等职。2011年获得西南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董行健同志到柑桔研究所以后，他开始了华丽转身。60年代中期，他已年近40岁。凭借他中学时的英文底子和扎实的中文水平，重新拾起英文，不知从哪里淘来的“灵格风”语音，还有国际音标，中学教科书和英文版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还有各种英文专业词典。死啃苦读，从不间断，“文革”中，别人在“闹革命”，他在学英文。功夫下得很深，终于获得回报。他从一位革命者和行政领导干部成为英文科技资料翻译的行家，译文严谨、准确、简练，受到广大科研人员称赞。

他在担任情报资料室主任期间，组织编印了不少科技资料，如《国外柑桔资料》、《柑桔科技情报》、《柑桔专题报道》、《柑桔参考资料》第一至七集，多国柑桔考察报告。

他翻译了大量的英文资料，有的在科技刊物发表。如《世界柑桔生产、加工近况及展望》、《历次国际柑桔会议简况》、《1984年国际柑桔会议文摘集》（其中董译文摘96篇）、《国际柑桔病毒学家组织简介》、《用热处理培育无病毒北京柠檬》、《园艺学文摘》（8 篇），参加《第一届国际柑桔会议论文集》翻译，译出《叶面喷布矫治柑桔缺铁症的研究》、《喷布砷剂对提早葡萄柚果实成熟及其持续效力的研究》、《柑桔施肥》册子初译稿，《1983年中美柑桔科学讨论会论文集》中，董参加了美方论文的翻译和译校工作。为全国广大柑桔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大量国外资料，为我国柑桔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

另外，1980年11月，我所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郑州果树研究所联合创办 《国外农学·园艺》（季刊），在3个所分别成立编辑部，重庆编辑部负责柑桔类稿件的组织翻译和编辑加工，这种办刊方式延续至1983年11月，办刊3年。这项工作重庆部分由董行健同志负责，并承担了大量的翻译、译校和编辑任务。

董行健同志一贯工作生活低调，家里的革命历史和本人经历很少告诉他人和子女。笔者为了完成此文，作了大量的搜集资料工作，包括《人民日报》、二野军大校史及其他书刊。他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格教育子女，淡泊名利，忠于职守。60年代初他在办公室分管办公生活家具发放，他家里用的家具最差最坏，办公桌抽屉不全，五抽柜抽屉关不严，板床睡上去嘎吱嘎吱响。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农场与全国一样实行定量票证供应食品，他交了两个小孩的票证给食堂。五一节聚餐，他只带两个小孩去食堂，硬是把最小的男孩丢在家里（票证已交幼儿园），从不因自己是场级干部搞特殊。

2003年5月23日，董行健同志与同是离休干部的妻子张方，一起签署了捐献遗体志愿书。表示志愿无偿捐献，供第三军医大学用于医学教学或科研，然后用作绿化肥料，返还大自然。不留骨灰，无需留名纪念。2012年2月27日14时10分，董行健同志在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去世，10余分钟后，第三军医大学教学科研部即将他的遗体接走。董老从此走完自己的人生。儿女们遵从他的遗愿，完满实现了一个唯物主义革命者的诺言。

我们今天的祥和宁静生活，是千千万万在前线战场和隐蔽战线的革命人换来的，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董行健同志将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是我们敬慕和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