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抒雁

我大约从十一二岁就开始了住校生活，那时刚上高小。原因并非我家离校太远。我家住县城近郊，距县城和学校也不过就两公里不到；也不是因为家庭富裕，那是1953年或1954年，国家穷，农家更穷。不过，学校就是那种规定，除了家住县城的孩子，农村孩子都住校。这一住，住了高小住初中，住了初中住高中，一直住到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

我是独生子，总住校不在家里，村里的人见了我母亲就说：“你呀，心真硬，一个孩子，那么小，还忍心让他住学校。”母亲说：“上了学，迟早都要离开家的，还不如让他早早离开，学会独立。”

从此，每学期上学，父亲帮我把被褥送到学校，几乎得用整整一个学期；放假了再帮我把铺盖卷背回家让母亲洗干净，以备下学期开学再用。

我上的高小学校，是一座废弃的文庙。解放前，国民党将它做了伤兵医院，住了些从抗日前线或从围剿陕北延安退下来的伤兵。

教室原先是一座大殿，夏天凉森森的，常有追鼠逐鸟的蛇，从屋梁上掉落下来，引起课堂上一片惊叫和骚乱。教室墙外，还可以看到厝埋的棺木，我们挖地时，还挖出过人的骨骸。所以，晚上一个人也不敢乱跑，上趟厕所，也得找两三个伴。

床铺很简陋，根本没有现在学生用的高低床，大约是借鉴了军队的行旅方式，睡通铺。一个教室大小的宿舍，两排相向的对面铺，可以住四五十个孩子。各色各样的被褥，很像后来在水利工地干活的民工住所。我有一位姓李的同学，和我很要好，就两人挨着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