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对社会贫富问题比较敏感，“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几千年延伸的社会心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建设现代化，尤要审慎对待社会贫富问题，遏制两极分化。

■秦德君（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控制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问题。贫富差距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之一。一方面，适度的贫富差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巨大落差的贫富差距会带来危害，危及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整个文明的进步。

“十一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9.8万亿元，年均增长11.2%。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聚程度远超美国。

国际社会通常以基尼系数衡量人们收入的差异程度。1978年，中国大陆基尼系数为0.317。2000年,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公布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39。2006年升至0.496，近年基尼系数达到0.5，超过警戒线。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国际统计口径。中国的特殊国情，如城乡差距是形成基尼系数上升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由于较早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民进入城市，总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小（大体在5%以下）；中国60%人口在乡村，地少人多，年收入微乎其微。但是应当看到，腐败和垄断造成的机会不均等，是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重要的原因。

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适度的贫富差距，能激发人们创造财富、追求生活质量的内在力量。一个绝对均衡、没有差异的社会，是不利于社会繁荣进步的。但是贫富差距越过一定限度，就会使人们对财富创造失去兴趣，而对财富占有费尽心力，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

有资料显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由占城镇人口5%上升到8%左右，超过3000万。中国百万美元以上富翁绝对数，居世界第四位。在一项调查中，98.3%的人感到“贫富差距更大了”，84.6%的人表示“不能接受当前贫富差距的现实”。

社会存在差别越大，社会意识差别越大。随着阶层分化加剧，贫富阶层由其经济、社会、政治生存差异导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认知上的分歧，也势必扩大。在社会结构上，贫富差距决定社会分层，进而决定社会结构类型。人类近现代史反复表明，“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是最不利一个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曾告诫：“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中国文化传统对社会贫富问题比较敏感，“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几千年延续的社会心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建设现代化，尤要审慎对待社会贫富问题，遏制两极分化。

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相当令人警策。贫富差距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罗尔斯指出：“正义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一个社会的发展，如果要以大多数人的贫困和相对贫困为前提和条件，要以大多数人沦为富裕阶层的金字塔底座，那么这种发展孕育着很大的社会风险。社会财富的巨大差距引发的各种显性的和潜在的冲突如得不到消解，势必对社会主流价值构成挑战，对社会稳定形成冲击，进而削弱社会凝聚力，甚至撼动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我们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出发点和归属点是为最大多数人谋福祉。社会分配是体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方面。“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55万亿。如何调控好贫富差距，遏制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是中国“十二五”时期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