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 忠，王 俏

（1.汕头大学商学院；2.汕头大学研究生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汕头民营企业政府关系与家庭关系的调查

覃 忠1，王 俏2

（1.汕头大学商学院；2.汕头大学研究生院，广东 汕头 515063）

近年来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民营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以汕头市189家民营企业为样本，对源自于传统文化的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进行调研，探讨其区别，分析其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作用及其变化，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民营企业；政府关系；家庭关系；汕头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经济从最初个体户的资本积累到目前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估计，近些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左右来自非国有经济。

国内民营企业虽然以家族企业为基本特征，但它们在各个地区的发展各不相同。在江苏省南部地区，许多民营企业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衍生物即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形成了“苏南模式”；在浙江省，民营企业主要依靠当地居民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发展起来，形成了“浙江模式”；而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民营企业经常依靠香港、澳门和国外资金来推动，形成了“珠江三角洲模式”。总体而言，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别于西方传统理论，其经营管理被称之为“关系型经营惯例”（guanxi-based business practices），并在近些年的文献著作中被广泛引用［1-5］。在众多可能的对中国民营企业成功的解释中，关系被认为是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一般而言，关系可以看作是在中国支配和影响商业活动的非正式联系和礼物交换的网络［6-7］。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培养个人关系，即通过礼物交换或者送礼来达到获得商品和劳务、营造责任感和感情、发展相互依赖的目的［8］。关系在中国转型经济中具有交易成本优势［1，5，6，7］。 在讨论中国民营企业商业惯例的许多文献著作中,关系概念往往与信任概念密不可分［9-11］。关系与信任一样来源于传统文化，因此是由文化决定的［12］。在中国，关系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正式的组织结构。虽然商业合同以法律形式来确认，但是它往往由建立在信任和友谊基础上的参与者来实施执行。可以认为关系是体现中国各种各样非正式商业和经营惯例的最佳术语［8，13］。

在解释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方面存在着两种重要的关系，即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它们都是特殊资源，不能从市场交易中得到。政府关系指的是企业及业主与政府官方或官员的联系［14］，强调培养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个人关系［8，13］。虽然政府关系经常令人联想到贿赂和贪污，但是它们之间有着区别，因为关系是感情的培养而贿赂是一种违法交易，即关系更多地强调感情、长期的义务和约束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利益交换；相反，进行贿赂和贪污的社会联系只是交易的手段而不是交易的结果［8］。在这种区别下，本文肯定关系的正面作用。政府关系的重要作用直接体现在“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及“浙江模式”的“红帽子”企业现象上，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使企业回避政府的掠夺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特别是在民营企业的早期发展阶段；此外，由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并不完善，有很多交易关系是私人化的，而且稀有资源和市场信息的获得具有特权性，政府关系还体现在对企业有效生产起决定作用的资源和信息的获取上。家庭关系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联系，它得到了儒家思想特别是家庭观念的充分强化。民营企业非常强调以家庭为基础的关系以及对集体行为的尊重，因此家庭成员的信任关系支撑着民营企业的发展［10］。需要注意的是，家庭关系尽管以家庭为中心，但它有着极强的扩张能力；换句话说，以家庭为基础的关系经常从家庭成员延伸到朋友和相识人身上［10］。从这个意义上，家庭关系与政府关系一样体现了为有效生产获得必要投入的能力。家族企业在民营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家庭关系重要性的直接反映。

尽管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经营管理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具有一定的重叠交叉，但是它们之间在性质和作用等方面存在着重要区别：首先，政府关系往往通过礼物等媒介来维系［8］，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即互惠是维系政府关系的一个基本条件；而家庭关系基于血缘，是企业能够依赖的可靠的、稳定的资源，互惠不是维系家庭关系的基本条件。其次，在可信赖性上的三要素（能力、仁爱和正直）方面，政府关系具有较强的能力要素，而家庭关系具有较强的仁爱和正直要素［11］。再次，正如North指出，因为政府的制度安排依赖于政府的“强制”力量，所以政府组织站在“与个人和自发组织略为不同的地位”［15］；因此，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有着不同影响，即与政府关系的合作（以乡镇企业、“红帽子”企业为表现形式）可以看作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与家庭关系的合作（以家族企业为表现形式）则体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11，16］。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区别提供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已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对政府关系［8，13，14］或者家庭关系［17］单 方面的 研究而没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Sun and Wong比较了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但是他们一方面只把政府关系局限于在社会中和与银行打交道时为民营企业提供制度资本，另一方面也没有从企业经营特征上充分说明政府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区别［10］。Qin的研究可能是第一个把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纳入数学模型来分析民营企业的产权结构，认为民营企业的本质可以看作是企业内关系共享的产权安排形式；在市场环境不完善的条件下，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家庭关系的合作制度安排方式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而家族企业成为现在民营企业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不仅仅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而且在于家庭关系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政府关系的替代［11］。基于“浙江模式”民营企业的经验，覃忠从经营时间、规模大小和经营环境稳定性等企业经营特征方面实证分析了“红帽子”企业日益减少、家族企业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16］。

尽管已有的研究初步解释了“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民营企业治理模式变化的现象，但是其基本论断是否符合其它地区的民营企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时，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其变化情况也需要进一步分析。本文根据对广东省民营企业的调查来弥补文献中的这些不足之处，重点讨论政府关系与家庭关系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作用及其变化。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的是以珠江三角洲模式为特征的汕头市民营企业。汕头作为粤东中心城市，借助民资民力、侨资侨力丰富的优势，其民营经济从家庭作坊到现代化厂房，从简单模仿到自主创新，从生产无牌、贴牌产品到品牌经济初具规模，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总体而言，汕头市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广东省全省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如今，汕头民营经济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实力也大大提升，已经成为推动全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汕头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2008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数量达到12.62万户；实现的民营经济增加值589.46亿元，占全市GDP的60.5%；汕头民营资本投资总额达到144.64亿元，占全社会总投资的55.3%［18］。 截至2009年，全市有民营经济单位14.05万户；民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达到1710家，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四分之三；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创造了全市60%的工业总产值。2009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60.6%，既高于全省17.8个百分点，又高于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19］。

本文根据对汕头市189家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和部分企业访谈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源自于传统文化的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进行调研分析。笔者在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汕头市民营企业联合会的帮助下于2009年6月至12月对汕头民营企业进行调研，共给私营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发放了300份调查问卷，至调查期结束共收回221份，占发放问卷总数的74%；在剔除不完整的问卷之后，得到189份有效调查问卷，占发放问卷总数的63%。填表人均为CEO、总经理或财务部经理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保证了填写调查问卷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此外，作者还深入5家企业与企业业主进行了深度访谈。

根据对调查问卷的初步统计分析，汕头市民营企业的总体情况如下：截至2008年12月，企业的最长经营时间为28年，最短为2年，平均经营时间为8.8年。在被调查的民营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占73%，独资企业占15%，股份有限公司占7%；其主营业务主要为制造业，占46%，其次是批发和零售及餐饮业，占20%；平均资产规模为319万元，平均职工人数为66人，即以中小企业为主。在所有有效的189家样本企业中，家庭股份份额在50%以上的共有181家企业，占样本总数的96%，即样本企业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家族企业。

三、研究结果

（一）政府关系的重要性分析

民营企业的政府关系重要性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民营企业政府关系的重要性

首先，在衡量政府关系认知重要性程度的5分制量表中，1表示“一点也不重要”，2表示“比较不重要”，3 表示“一般”，4 表示“比较重要”，5 表示“至关重要”。政府关系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认知重要性程度在“过去和现在”得分为3.70，而在“将来”得分为3.40，其平均得分为3.55，表明政府关系处于一个相对重要的地位。与覃忠的2006年浙江省的研究数据相比（其值为 3.79）［16］，政府关系的重要性略为下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中国合理法律体系的发展和竞争性市场的日益演变［9］，关系的重要性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1-13］，而广东省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其市场化程度发展较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同一区域，关系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次，政府关系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具体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着变化。在对企业经营已经起到的具体作用上，政府关系在提供保护、允许进入市场、提供税收优惠、提供资金支持、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这五个方面表现得较为均衡，正如一位企业业主所说：“政府关系在中国到处都显得重要，因为政府控制着国家合同、银行贷款、进出口、税收优惠、市场信息、棘手法规的免除，等等……政府关系可以把我们的经营搞好。”①

而在回答“政府关系在未来对你们企业将会起到的主要作用”时，一共有63家企业（占样本总数的33%）认为政府关系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其次为“允许进入市场”（41家企业，占22%）。这两个作用都涉及到政府关系的重要间接作用，即提供制度型信任的权力和能力。学术界公认在当今转轨时期的中国，可利用的制度支持只能是政府，而民营企业只能依靠政府的制度资源才能繁荣昌盛［10］，其中政府关系的第一个间接作用是为民营企业提供整个良好制度环境的保护，而第二个间接作用是提供包括市场准入、资金资源、技术支持和服务等的有用信息。事实上，随着中国市场改革的发展，政府关系的作用已经从获取消费物资和提供日常需要等方面转移出来，而在商业和城市工业领域里民营业主之间、民营业主与地方官员之间兴旺起来［8］。因为政府关系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已经发生改变，这种认识同样反映了民营企业对政府发挥作用的期望。另外一位企业业主这样说道：“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加强我们在市场中的业务，因为政府仍然控制着生产经营活动的诸多方面。如今政府关系的重要性可能会在某些领域有所下降，但是它会在新的领域兴旺起来……当然，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经营能够更多地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①汕头市个人访谈，2009年。

再次，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关系型经营惯例被称为 “礼物经济”（“the gift economy”）［8］，送礼对建立和维系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业主可以采用现金“红包”方式给政府官员提供物质酬劳，但是，送礼并不是像在其它国家有着明确价格的进口许可证或者建筑承包合同那样的一次一付的贿赂，因为送礼常常没有对回报的明确要求［14］；相反，送礼这一方式提供了企业业主未来在政府官员善意条件下寻求支持的无形资产。在回答“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是否赠送礼物”这个问题时，65家企业（占样本总量的34%）做了肯定回答，表明送礼仍然是民营企业进行政府关系投资的一个有效手段；这个现象同时表明民营企业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缺乏其他的沟通手段。

（二）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分析

民营企业的家庭关系重要性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民营企业家庭关系的重要性

首先，同样在衡量家庭关系认知重要性程度的5分制量表中，1表示“一点也不重要”，2表示“比较不重要”，3 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重要”，5表示“至关重要”。家庭关系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认知重要性程度在 “过去和现在”得分为3.71，而在“将来”得分为3.41，其平均得分为3.56，表明家庭关系处于一个相对重要的地位。与覃忠的2006年浙江省的研究数据相比 （其值为3.80）［16］，家庭关系的重要性略为下降，其可能的原因与政府关系重要性下降的解释基本一致。

其次，家庭关系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具体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家庭关系对企业经营已经起到的作用上，其具体作用表现出较为分化。半数企业（95家，占样本量的50%）认为其主要作用是“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或者人力支持”，特别是在企业的早期发展阶段，表明家庭关系是企业能够依赖的可靠的、稳定的资源。居第二位的作用是“帮助企业进行对外沟通联络”（61家企业，占32%），表明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关系有着极强的扩张能力，亦即家庭关系经常从家庭成员延伸到朋友和相识人身上［10］。正如一位企业业主所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规范的道德体系的核心。就我的企业而言，家庭是廉价、灵活资金和劳动的可靠来源，特别是在企业的起步阶段。但这仅仅是家庭关系的开始。事实上，家庭关系让我能够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几年前，我的企业曾经因为税务问题而受到严厉处罚的威胁，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由于他的介入，我们仅仅受到了最轻的处罚……”②

而在回答“家庭关系在未来对你们企业将会起到的主要作用”时，家庭关系的作用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原来居第二位的作用“帮助企业进行对外沟通联络”上升到第一位（74家企业，占40%），进一步说明了对外沟通联络的重要性以及家庭关系极强的扩张能力；而原来居第一位的作用“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或者人力支持”退居最后一位（9家企业），只占样本企业的5%，充分说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发展，家庭成员对企业经营的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居末位的作用“帮助企业进行决策”和“建立家族声望”（分别各为5家，均占3%）上升幅度很大（分别为36家，占19%和25家，占12%），表明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越来越看重家庭成员帮助企业进行决策的能力以及家族企业的名声建立和有效延续。而且，区别于早先单纯地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和人力支持，家庭成员的作用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掌控财务及采购等重要部门”方面（由原来的23家企业，占12%上升到45家企业，占24%），表明了企业在经营管理更高层次上的要求。

（三）政府关系与家庭关系的比较

应该看到，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在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具有一定的重叠交叉，例如在提供资金支持方面。上一个企业业主的陈述也说明了这一点：家庭关系通过政府关系来发挥作用，使得企业免于重罚。当然，家庭关系是基础；但是光有家庭关系并不足够，还需要政府关系这个渠道。在这个例子中，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基本融合在一起了。而且，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共同之处在于同属于一个统一的关系框架之内，其重要性评分基本相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完善呈现出下降趋势，其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也在发生变化，这就对民营企业如何运用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本次调查为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区别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首先，它们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所发挥作用的侧重点不同。政府关系更多地体现在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这样的制度保证上，即完善经济环境方面；而家庭关系更多地体现在资金和人力支持以及企业具体运行管理上，即微观管理方面。

其次，在可信赖性上的三要素（能力、仁爱和正直）方面，两者的区别非常明显。上一个访谈中所表现出来的家庭关系通过政府关系发挥作用也说明了政府关系在能力方面的突出作用，而家庭关系更多地体现了仁爱。这种区别直接影响着民营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以下一个业主兼经理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说实在的，我的企业的用人原则就是提拔‘奴才’、引进人才，然后用‘奴才’来管理人才。”①汕头市个人访谈，2009年。

尽管以上说法没有直接指向政府官员或者家庭成员，但是它反映了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本质区别，即家庭关系体现了更高程度的“忠诚”而政府关系体现了更高程度的“能力”。

最后，尽管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都被认为是重要的，与它们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不同影响相联系，民营企业对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偏好也不相同。在回答“你们更愿意与政府合作还是与家庭成员合作”这个问题时，有110家企业（占样本总数的58%）选择与家庭成员合作，反映了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对企业公司治理的不同影响，而民营企业更加看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多数民营企业倾向于选择家庭成员来进行合作而不是与政府合作，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家庭关系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替代政府关系的观点［11，16］。

四、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源自于传统文化的政府关系和家庭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其重要区别，并具体分析其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作用及其变化，进一步支持了在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家庭关系替代政府关系的观点。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从政府角度出发，政府应该从直接干预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中退出来。但是，反对政府干预绝不是指政府不应该介入经济事务；相反，政府应该从经营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仲裁者和服务提供者，即政府应该集中在建立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等的制度建设方面，重点是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法律框架，包括发展一个提供低成本执行契约的司法体系、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经营场所以及提供便利的企业登记、税收和投资机制。第一，私有产权的切实有效保护和相应法律法规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为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第二，在中国有待完善的制度条件下，送礼（特别是以现金为形式的“红包”）很容易与贿赂和贪污混淆，因此，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并对贪污贿赂行为实施更为严厉的措施；第三，建立民营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多种渠道，积极组织由民营企业参与的各项活动，加强沟通和增进相互理解，等等。

其次，从民营企业角度出发，第一，由于关系文化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而政府关系具有持久的韧性力量，民营企业仍然需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民营企业不仅可以减少用于寻租行为的时间和资源，而且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对话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民营企业更多地关注政府怎样把它们作为个别的企业来区别对待，现在应该更多关注把民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向政府争取和建立有利于整个民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法规。所以，一个较好的选择是建立一个代表所有民营企业的全国性组织。第二，目前家族企业在民营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公司治理模式是适应了当前中国的不完善市场条件以及传统文化影响的制度安排方式。与政府关系相比，家庭关系更多地体现了忠诚和仁爱。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民营企业对企业人员忠诚的培养。在这个方面，对现有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特别是专门技能培训是一个办法，也可以考虑给予企业人员部分股权份额；但是，更重要的是运用家庭价值观念来社会化企业的非家庭成员，使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自己人（或内部人）”［17］。 第三，民营企业应该把才能摆在日益重要的位置，重点包括帮助企业进行对外沟通联络和进行决策，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1］Standifird，Stephen S. and Marshall，R. Scott. The Transaction Cost Advantage of Guanxi-Based Business Practices ［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0，25 （1）：21-42.

［2］Park，Seung Ho and Luo，Yadong. Guanxi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Organizational Networking in Chinese Firm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5）：455-477.

［3］Lin，Liang-Huang.Cultural and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of Guanxi： The Chinese Cases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99：441-451.

［4］Sheng，Shibin;Zhou，Kevin Zheng;and Li，Julie Juan.The EffectsofBusinessand Political Ties on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 ［J］.Journal of Marketing，2011，75（1）：1-15.

［5］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J］.社会学研究，2005（2）.

［6］Lovett，Steve;Simmons，Lee C.;and Kali，Raja.Guanxi versus the Market： Ethics and Efficiency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9，30（2）：231-237.

［7］Li，Shaomin.Does East Love Guanxi More Than West?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Based Governance：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J］.Global Economic Review，2002，31（1）：1-11.

［8］Yang，Mayfair Mei-hui.Gifts，Favou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155-180.

［9］Li，David D.Changing Incentive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2）：393-397.

［10］Sun，Wen-bin and Wong，Siu-lun.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ontemporary China：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and Limitations ［J］.China Review，2002，2（2）：65-91.

［11］Qin，Zhong.Models of Trust-Sharing in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J］.Economic Modelling，2011，28（3）：1017-1029.

［12］Granovetter，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13］Guthrie，Douglas.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J］.The China Quarterly，1998，154：254-282.

［14］Wank，David L.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of Market Clientelism：Guanxi and Private Business in a South China City［J］.The China Quarterly，1996，147：820-838.

［15］North，Douglass.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30-40.

［16］覃忠.民营企业的政府关系与家庭关系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4）：48-56.

［17］Yeung，Henry Wai-chung.Limits to the Growth of Family-Owned Business? The Case ofChinese Transi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Hong Kong ［J］.Family Business Review，2000，XIII（1）：55-70.

［18］李敏.民营经济：千帆竞发数风流［N］.汕头日报，2009-10-01（B7）.

［19］郑梦婕.汕头民营经济生机勃发［N］.汕头日报，2010-08-15（B1）.

An Investigation into Shantou Private Enterprises’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the Families

QIN Zhong，WANG Qiao

（Business School,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Guangdong 515063）

As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developed dramatically over the past years,there has been a constant increase in the share of the private economy.By sampling 189 private enterprises in Shantou,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families as part of traditional culture,identifi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analyzes the effect on the manage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 change in the effect,and makes relevant suggestions in policy.

rivate enterprises;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relations with the families;Shantou

F 121·23

A

1001-4225（2012）05-0070-06

2012-02-28

覃 忠（1968-），男，壮族，广西都安人，经济学博士，汕头大学商学院教授；

王 俏（1978-），女，甘肃会宁人，汕头大学研究生院职员。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1CLJ0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JY042）

（责任编辑：佟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