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池沙鸿

一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每年都参加学校组织的学农劳动。最早是在省府大楼附近，位于现在杭州市中医院的红旗大队，后来去过西湖区的茅家埠大队、双峰大队和余杭区的仓前公社，还去过绍兴富盛的“江南大寨”上旺大队。有一年暑假，我还跟着父亲和出版社的长辈们一起到嘉兴农村参加过水稻的抢收抢种，俗称“双抢”。割稻、拔秧、耘田、抬泥造田、采茶锄草……干过不少农活。上中学时，学校组织过几次野营拉练，寒冬腊月，半大孩子们背着行李排着队，延绵几里路，行进在富阳、余杭、临安农村的土路山道和碎石铺成的公路上。我们住过冷风肆虐的大礼堂，吃过糠菜糊拌的“忆苦饭”。高中毕业，按国家规定，我按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到临安千洪公社泗洲大队成为一名正式的农民。在那近三年的时间里，我完全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里。能否回城全靠运气，读书当兵根本轮不到知青，所以过好每一天，地里有个好收成，大家活得公平一些，烦恼少一些，大概就是我的全部念想。后来，渐渐发现这些念想也属于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男女老少们。

多少年后，我读到沈从文小说《边城》，其中翠翠哼唱出巫师十二月里祭神的歌谣：“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他们既诚实，又年青，又身无疾病。他们大人会喝酒，会做事，会睡觉；他们孩子能长大，能耐饥，能耐冷；他们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肯孵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