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琛

摘要：“酷儿”作为与主流社会背道而驰的社会群体，长时期遭受着以二元对立为思维方式的主流社会的排挤，我国的酷儿群体更受到中国传统“孝文化”思想的双重压迫。本文通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大众传播影响下，酷儿群体在公众面前改善自身形象的途径，旨在为酷儿群体如何获得主流群体的认同与尊重指明一条道路。

关键词：酷儿；公众形象；传播学原理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6-0142-02

一、酷儿与我国的酷儿群体

（一）酷儿的概念

“酷儿”，是英文“queer”一词的音译，意指“奇特”、“反常”、“怪异”，也是早期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侮辱性称呼。自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酷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酷儿”一词演变为新一代性越轨者反讽式地自我命名，成为打破身份的“叛逆者”的代名词，酷儿理论也成为挑战传统“身份”概念的主要力量。酷儿身份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但当今的学者更倾向于进一步扩展酷儿概念的外延，把一切被边缘化、不符合主流文化、反异性恋成规的人群都包括在内，因此未婚母亲、丁克家族等群体如今也被通称为“酷儿”。

（二）酷儿群体在中国“孝”文化阴影中挣扎

我国的酷儿群体，尤其是同性恋群体人数迫于社会压力而难以准确统计。2006年底国内政府卫生部门有关于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数据为500万至1000万。而早在2005年，张北川就指出中国大陆15岁至65岁的同性恋人数约为三千万，其中男性约两千万。2009年凤凰卫视节目《爱人同志》里透露，中国大陆同性恋群体人数已经超过6000万。零点调查于2009年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选择丁克家庭、独身的人数比例分别上升了1.1％、3.9％。

“无后”是大多数酷儿人群必须要面对的事实。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周人认为，祖先是我辈的生命之所生，尽孝道就必须将祖先的生命延续下去。战国时期，孟子将孝悌作为伦理道德的中心，使孝道进一步政治化。《孟子·离娄上》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修养与行为准则与中国千年封建统治交织融合，使得“传递香火”这一观念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难以违抗的天命。因此，酷儿人群，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家庭中的酷儿人群，在以父权为中心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意识形态中，无力挣扎。面对着社会无形的压力，自身年龄的增长，以及父母所施加的婚姻压力，酷儿群体正挣扎在绝望的边缘。

专家曾对生活在大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忧。三成以上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六成以上受访对象感到“孤独”和“压抑”。超过半数以上的同性恋者认为自己无法获得社会认同感。

二、大众传播与酷儿群体公众形象的逐渐改善

（一）我国传播者对酷儿权力的争取

1.“酷儿理论”研究者的集体声音。2000年后，国内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心理学研究者开始关注酷儿现象，马丁奖获得者张北川教授便是酷儿理论的领军人物。目前国内对看待酷儿现象的视角正处在转型期，这一切得益于欧美国家酷儿群体对于自身权利的不断抗争。欧美国家对于酷儿群体的包容性逐渐增强—美国部分地区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正是酷儿权力地位提高的重要依据。

“酷儿理论既不是单一的、系统的概念，也不是方法论的框架，而是对于生物性别、社会性别、性倾向之间的思想研究的总称”[1]。酷儿理论吸取了后结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的思想，强烈批判二元对立模式，推崇“多元主义”概念。以朱迪思·巴特勒为代表的酷儿理论学家对主流社会中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倾向三者之间被“自然化”的一致性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向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异性恋霸权社会结构提出挑战。

2.“意见领袖”所产生的身份定位。拉萨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指出：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意见领袖”在此充当了“传教士”的角色。近两年由于越来越多具有影响力的明星自愿公开与人相异的性取向，使社会对于酷儿群体的认识逐渐由惊奇转变为接受。台湾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蔡康永在2001年的《文茜小妹大》节目中坦言自己是“Gay”，不仅没有遭到公众的鄙夷，反而让粉丝们认为他非常坦诚。美国青春偶像林赛·罗韩在22岁生日当天公开了她与女友萨曼莎·罗森的同性恋情，虽然同样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但她的追随者却没有因此而减少。2009年香港女歌手何韵诗在出席活动时直言不讳，公开承认自己是“女同”，赢得周围许多朋友的支持。

2008年奥巴马在就职演说时特地将“同志”作为美国公民一份子突出出来。2010年奥巴马在“与总统对话”论坛活动时表示他理解酷儿在人生选择问题上的苦衷：“我们不会去评判一个人爱谁，正因如此，我认为基于性倾向的歧视是错误的。”明星和政坛首脑作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正在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旨在影响公众改变对酷儿群体的刻板印象，在潜移默化之间引导公众敞开胸襟。

（二）我国大众媒体对于酷儿现象舆论的纠正

1.“拟态环境”对酷儿形象的保卫。“在社会生活问题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构进行的”，李普曼指出：“虽然我们不得不在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对它进行重构”[2]。所谓拟态环境，就是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所展示的环境。因而“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环境”。

我国对于酷儿群体的不解甚至是歧视，与欧美国家不同。欧美国家主要是因宗教信仰认为同性恋性行为是一种罪恶而遭到教徒的鄙弃，但是我国对于酷儿群体的“刻板印象”主要是由于缺乏了解或误解。20世纪80年代，酷儿群体还处在被主流意识形态排挤、否定的年代。1982年世界性学名著《性医学》中文译本出版，书中删除了有关“同性恋”的全章内容。1985年出版的《性知识手册》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变态”。在这样消极的拟态环境下，酷儿群体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断压抑自己的内心。1993年李安拍摄了第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电影《喜宴》，旨在表达酷儿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难以调和的矛盾。2001年，由真实同性故事改编而成的网络小说《北京故事》被国内导演搬上电影荧幕，增进了许多观众对“酷儿”的认识并引导舆论对于酷儿现象的重新思考。电影通过塑造酷儿情侣之间真挚的感情和安宁和睦的生活，暗示观众其实酷儿与“主流”群体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酷儿群体只不过是平凡人，不应当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2.“议程设置”对公众舆论的引导。“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由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大眾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心目中对于大事、要事的排序程度。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李普曼认为，媒介内容对受众认知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媒介在不断地创造议题、营造拟态环境的同时，也在公众的头脑中建立起突出的事务和形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缩短与欧美发达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差距，国内同性恋话题逐渐走向了公开化，媒体对于酷儿现象的报道以及酷儿影视、酷儿文学的数量都呈现增多的趋势。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进同性恋》节目，为中国电视媒体公开谈论酷儿群体开了先河；2005年，《鲁豫有约》邀请三位酷儿畅谈心声；同年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栏目播出《走进同性恋者的同居生活》；2007年，“凤凰网”推出系列谈话节目《同性相连》公开邀请同性恋朋友在节目中讲述自己的经历；2008年颇具国内影响力的杂志《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吴幼坚——中国第一位在媒体上公开支持同性恋者的母亲》一文，试图引导中国父母如何正视酷儿子女这一问题；2009年，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播出中国同志群体节目《爱人同志》，都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媒体通过引入和重温酷儿话题，探寻酷儿群体的心路历程，不断引导公众对于酷儿现象和酷儿群体重新思考。

3.大众媒介制造“沉默的螺旋”为酷儿群体声讨。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认为，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时，如果感觉到自己的观点受到广泛的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反之即使自己赞同某个观点，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螺旋发展过程”[3]。产生“沉默螺旋”的重要条件是“意见气候”，而大众传播在塑造“意见气候”的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大众传媒作为专业化的媒介组织，拥有较强的权威性，可信度高。因此，经过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受众更容易认同和接受。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媒体对于酷儿现象的报道总体呈现一种贬义看法，以至于新闻报道从标题上直接反应出对于酷儿群体的负面情绪，例如“搞同性恋”、“个人作风不良”、“变态心理”等形容方式。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媒体从业人员对于酷儿现象的看法逐步改观，相应报道的态度呈现出中立甚至是理解、同情。越来越多的人在大众媒体的帮助下认识酷儿现象，通过将酷儿议题引入舆论正轨，通过大众媒介严肃性、真实性的访谈或报道，为原本处于劣势的酷儿群体造势，积极营造有利于酷儿群体的社会舆论环境。在这样一个逐渐改善的舆论环境下，即便是那些依然存在“不理解”的公众也会在发表言论前评估可能发生的后果，从而注意自己的措辞。这样一个良性的“意见气候”一旦形成，有利于酷儿群体的舆论环境便会不断的扩大和巩固，而不利于酷儿群体的舆论环境则相继的缩小甚至瓦解。

三、总 结

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即任何一种意见只要经由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就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公众对于酷儿现象的认识与理解，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日常生活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所形成的信息传播机制。无论是专注于酷儿理论家的集体声讨，还是大众媒体所创造的“拟态环境”、“议程设置”都将对我国广大公众在认识和理解酷儿群体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英)塔姆辛·斯巴格.福柯与酷儿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郭庆光.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社会控制——从“沉默的螺旋”假说谈起[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