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亚·格林菲尔德

乍一看，说2011年9月11日写下了民族主义历史新的一笔不太合适，因为基地组织明白无误地自我标榜着它的全球特征。事实上，随着最初的袭击和困惑已被更冷静的审视所取代，在那个可怕的日子所发生的恐怖袭击正日渐被认为是民族主义众多里程碑中的一个—而它确实也是。

如果以这样的视角去看，类似的袭击（此后很快，它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不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非理性的、未开化心态的反映，也不再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前现代的、待启蒙的、从根本上说尚处于“传统阶段”（或者应该说，尚未得到发展）的文明。将袭击等同于一种文明，在这一种直白的观点看来，某种宗教是恐怖袭击背后的驱动力。而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事实上我们听到的几乎所有声音都是如此）一直到很晚之后才终于认识到这种观点的侮辱性暗示，因此有很长时间里，对此事的讨论引起了人们许多的愤怒情绪。

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不为现代文明人类社会所容—这样的说法就是用最委婉的词语来表达，都难以遮盖它的攻击性。但两届美国政府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一直以这个假设来行動。

但是，如果我们将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以及更广泛的国际恐怖主义现象放置到过去一个世纪的其他历史悲剧中去考察，那么宗教和意识形态将不再是一个解释性因素。正是在这里，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变得显而易见。

进入现代以来，民族主义就一直是西方的主要推动力。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民族主义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中的影响力（清教徒叛乱和移民美洲的精神动力便源于此），也日渐认识到它也是法国和俄国革命背后的推动力。人们不需要有多少历史嗅觉就能明白，二战亦然。

事实上，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倒反而令人奇怪了。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文化基础，也是社会意识赖以建构的框架。而正是因为民族主义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因此它在民族主义动机不太明显的现象中—比如2001年的基地组织袭击—就很容易被忽视。

有一条规律，大部分民族主义者不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很自然的情感，不用刻意强调。但只要你还有点思考力，稍稍自我审视一下就能发现：我们所有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们像民族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感受和思考世界，并对世界做出反应。

民族主义是一种当代思维（因此也是世俗的，即使在它自称具有宗教性的时候），它将人们分为诸多由平等成员组成的独立自主的主权社群。民族身份的平等性（与此同时，这种平等性也可能是排他的）将所有社群成员的身份提升至与社群精英同等的地位，其地位也依赖于整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能取得的尊严。

由此而来的结果是，那些具有民族意识的人会心系民族尊严并为此而战，而民族尊严的衡量标准则是与其他民族相比，它能获得怎样的地位和声望。这就是为什么自20世纪初以来，民族声望之争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动机。

特别地，在这一时期的众多国际冲突中，入侵方的动机均是他们感到民族尊严受到了伤害。这种伤害并不一定是实际伤害，感觉自己比其他民族高出一等，这已足够构成他们的民族尊严受损。

在发达的现代社会（如德国）里，知识分子可以毫无困难地使用明白无误的民族主义语言让具有民族意识的大众相信其民族地位受到了威胁。相反，在一个民族意识只局限于受过良好教育人群的社会（如阿拉伯中东地区），就必须通过传统的动员手段。

一些国家不会因想象自己的民族尊严受到伤害而感到威胁—出于种种历史原因，它们认为自己高其他民族一等。但是，如果它们的民族地位真的受到了威胁，那么这种危机感就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若非如此，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公民如此纠结于他们的经济竞争力？我们过着富裕的生活，这还不够吗？为什么我们非得比别人过得更好才行？

比如，为什么美国人会因中国在经济实力上的和平崛起（正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成功）而感到大受威胁？不再是“世界第一”会损害美国人的自尊心。就这么简单。

中国也在受民族主义推动，13亿人的动力有多大，这种情绪就将走得多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不安是实实在在的；但是，美国人被这蒙蔽了双眼，以为自己还处于一个怎样高的位置，认为屈尊于中国无异于屈尊于一个不如自己的国家。目前，中国人或许因埋头于自身发展而忽略了这一点，但故意冒犯中国，对美国来说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由于美国人误解了2001年9月11日袭击背后的动机，因此掀起了两场代价不菲的战争，结果敌人没有打败，而中东变得比以往更加动荡了。如果对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和尊严之间的关系视而不见，以及对美国自身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不审慎明辨，这些将让美国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