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

聊到很晚的时候，林剑南挑了桶温水，一路晃荡着提上二楼楼顶，“乡下条件差，你就当是洗个月光浴吧”。

29岁的林剑南是个大学生村官，现任四川省仪陇县周河镇英雄村党支部书记。镇计生服务站就是家，他和待产的妻子居住于此。作为办公场所，这里没有专门洗澡的地方。计生站四周，除了山坡，就是连片的农田。

入夜，虫鸣蛙叫，它们不知疲倦地吟唱着。偶尔，村里由远而近地传来阵阵狗吠声。暗淡月光下，一条村道从计生站门前经过，朝左，七拐八绕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才能抵达仪陇县城。但对林剑南等大学生村官们而言，要切入体制内或寻求一个保底的未来，其里程，远不是“通往县城的一个多小时车程”这么简单，或许还要几年，或许是一辈子，道路艰辛而不确定。

自2008年起，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就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按照决策者的设想，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有着长远战略意义的，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重要决策。像林剑南这样投身农村的大学生村官，目前已超25万人。他们被寄予厚望：培养熟悉农村基层、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后备人才。

但宏大的国家愿景下，大学生村官的命运和凋敝的乡村联结在一起，脆弱且不能自主。

乡村政治智慧

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的林剑南算是最早的一批大学生村官，早在2007年，他就来到仪陇县周河镇水口村，先后担任水口村村主任助理、党支部副书记。

一到水口村，林剑南就遇到棘手问题：村民上访。事件起因是，前任村干部要求现任村干部公开一笔65万元新农村建设资金的流向，但后者拒绝公开，原村干部就带领宗族成员和其他村民去上访。

其实，这一切缘起于宗族派系之间的争斗，但要求村务、财务公开，毕竟是个合理的诉求。林剑南也建议公开，最后是周河镇政府公布了资金流向。但有村民还是不满意，因为公布显示，“有次，一桌就吃了4000多块钱”。

林剑南也觉得不妥，但在岗的村干部也有委屈—“工作需要，钱并没落入个人口袋”。一些帮扶单位带着慰问金来慰问村里的困难户时，村干部为表现出热情好客，会主动送点土特产给对方，并请对方吃饭。

“此外，村里要向相关部门申请项目时，也得请人家吃饭、给点红包什么的。”林剑南说，但村民状告村干部涉贪后，无论是原先对口帮扶的单位，或是县里其他部门，没有一个再来到水口村了，怕给自己或单位带来不好影响。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到了重要节日，原本可以领到帮扶慰问金的贫困户，此后没再享受到这一福利。村里要修路、建桥，也得靠自己集资了。矛盾也由此转移，在现任村干部“点拨”下，即使是曾参与上访的村民，也反过来骂那些带头上访的鼓动者，上访一事总算被化解。

水口村为了修建一座已坏掉的拱桥，需要2万元经费，村里最后决定每人集资40块钱修建。然而，一组原组长林定国死活“不交”，理由是“今后他家不打那座桥过”。林剑南就扣了林定国200块钱的粮食直补—其实，林定国一家4口人，按每人交40元计的话，只需收160元，但由于他此前拒不缴纳，村民会议决定，对林定国一家，按人均50元的标准征收，以示处罚。

“全村人都交了，就他不交，还去告我的状。”林剑南说，“以前，林定国在村里很有威望，现在村民都孤立他。”

在农村社区的内部，无论是贪腐、宗族关系还是种种政策规定和执行，都变得不那么纯粹，对于这些作为外来者的大学生村官们来说，处理起来也便不都是黑白对错，泾渭分明，很多时候，起作用的还是“发动群众斗群众”之类的传统乡村政治智慧。

在林剑南看来，法律是管大事的，村里的这些小事法律管不了，而且拿法律来说事，往往也不管用，“城里的精英们常说我们手段粗暴等，但不这样操作，如何操作？他们厉害，让他们来管管看”。

“哄、骗、吓”

和水口村相邻的是英雄村，从西华师范大学毕业后，许青松就来到这里任村主任助理。英雄村在进行村道公路硬化时，也进行集资。

据测算，英雄村村道硬化耗资120多万元，但申请到政府补助资金只有70多万元，50多万元的缺口得靠村民集资。

为此，英雄村社干部、群众和党员代表一起，商讨并通过了一份集资方案，每人集資1120元，人口多的家庭，需要集资的金额近万元，工作推进的难度可想而知。

办法总比困难多。村里的老干部们想了很多招，首先诱之以利。每人集资1120元是个基数，在规定时限内缴清集资款的，按每人20元到50元不等返还，“缴纳越积极，享受到的奖励越高”。其次是加大处罚。处罚的标准从30元到100元不等，延迟时间越长，罚款越多。

最后，方案还以“不能回归故里土葬、停止惠农资金发放”等相威胁。比如，对农转非未缴集资款的人员，其死后不能在故土安葬，如非要安葬，按每平方米收取2000元的安葬费。

对未缴清的农户，需要办理一切手续、证件时，村社拒绝签字盖章。农户需要办理手续证件的，必须由社长出示集资款缴款证据，否则村上拒办。

对已享受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的农户，不缴清集资款者，村上一律停止兑现。不愿集资的人员，车辆通行一次缴纳1000元，且不抵缴集资款。集资期间拒绝缴纳，路通后愿意缴纳的，需缴纳50%的违约金，并按信用社利率标准加收利息。

在这些苛刻规定的压迫下，集资工作出奇地顺利，许青松也坦承，“还是本土老村干部厉害，我们大学生村官得向他们学习。”

“在不讲法律，而是按照传统方式治理村庄方面，本土老干部确实有一套。”今年2月调任英雄村党支部书记的林剑南表示，农村工作中，“哄、骗、吓”是常用的手段。

“特色产业”

红薯、獭兔等种养殖，被定为仪陇县特色产业，每年县里会给各乡镇下任务，这些任务最终被分给各村实施。

在乡村，所谓的村民自治，事实上还是背负和承接着很多政治任务。乡镇政府甚至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村支两委干部去实施，但村支两委干部却不能命令村民去实施。大学生村官通常的做法是，自掏腰包给农户购买良种来试养，通过展示“最小风险和最大成效”来吸引更多农户参与其中。

比如养獭兔，林剑南曾和其他几个村干部一道，每人拿出500块钱，买了一些兔子送给农户养。但后来，他发现“一些农户甚至把兔子杀了吃，然后谎称兔子病死了”。

靠行政命令推进的“特色產业”，其发展往往是“特别不起色”的，由于技术跟不上或销路打不开等原因，没挣到钱的农户，通常在“房子起好了，补助资金拿到手了，就不愿意再养兔了”。

在林剑南看来，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20年左右的培育期。然而，现实往往是换了一个县委书记，就换了新的发展产业。而官方的考核和政绩，主要注重种植面积、养殖头数等，并不关心销路或给农民带来多大实效，产业发展因此难有作为。

在产业发展中，乡村更多时候变成了官员宣扬政绩的试验场，但无人对农户的荷包负责，乡村凋敝依旧，即使获得暂时的成效，也是很脆弱的。

未来的生计

在乡村，从权力运作到特色产业发展，都和大学生村官当初设想的存在很大差距。现实的遭遇，让很多人充满挫败感。大批在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中失利的大学生村官，对未来充满焦虑：留下来继续做村官？扣除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后，实际到手的才1200元！而且也不知道哪天政策变了，自己突然就被清退了；退出村官？已荒废多年的学业，如今再度重拾时，自己还能否再适应？

许青松感觉自己已和社会脱轨了，有次在成都，同学问他想点哪种咖啡时，许青松感慨，“我竟然没能叫出任何一种咖啡的名称来。”

消费主义盛行下，村官显然缺乏号召力，特别是“非官非民”身份的大学生村官，在村里，连一些打砖的（搞建筑的泥水工）都看不起他们。

“他们说，你一个大学生，一个月千把块钱，自己家人都养不活。” 许青松说，他70多岁的外婆在家养了头母猪和几只鸡、鸭，一年下来，还能挣下7000多块钱。

今年，全国各地新招大学生村官约5万人，时下，这些村官已分赴各地任职。以仪陇县为例，20多名村官已通过面试，正进行体检，接下来也将赴村就任。

仪陇县是朱德的故乡，同时也是毛泽东力赞扬的为人民服务典范张思德的故乡。可如今，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激情满怀服务基层的大学生村官，同样需要物质保障和政治认同。当这些需求不能满足时，他们往往选择退出。

在农村服务5年后，大学生村官、仪陇县立山镇云盘梁村村主任助理陈波说，“今年9月份，服务期满我就不干了。”

“如果再次选择，我也不会再选择村官。”林剑南说，要不是自己在车祸中废了一只手，现在也会果断退出。事实上，这些村官在基层干得还不错。如林剑南，在服务基层的这些年，他连续3年被上级评为“优秀大学生村官”。

文海蓉做村官时，也曾获“优秀大学生村官”的称号，南充市委组织部印刷出版的工作简报上，还将她作为正面典型给予宣传。但去年8月，她已从仪陇县的村官岗位上退出，跑到学校教书去，她说，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她退出的主要原因。

许青松打算再干两年，如果考不上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再另做打算，“经济条件差，没地没钱，我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仪陇县大学生当初考上大学时，村里就已将他们的土地收归集体重新发配给他人，如今这些回归乡里的大学生，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半寸耕地。

对于大学生村官的出路，中组部曾发文指出有五条，即“留任村干部、考录公务员、自主创业、另行择业、继续学习”。对此，林剑南笑言，这五条出路，相当于没有出路，因为“很多出路，并非体现大学生村官独享，其他人同样可以”。

仪陇县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何兆兵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透露，截至去年（今年的大学生村官尚未正式签合同入职），仪陇县一共招录357名大学生村官，至今在岗的还有230人，离开村官岗位的有127人。

许青松大学的专业是小学教育，但做村官后已经将专业撂荒多年，尽管基层能锻炼人、也积累经验，但除了对继续从政的有优势外，跨行业再就业时，村官的这段经历非但不能增加再就业砝码，反而在和城市社会隔离几年后，削弱了他们在城市的再就业竞争力。

对尚未成功进入体制内的大学生村官，仪陇县委组织部干部二股副股长郑如钢也担心：“现在，他们是农村维稳的一支重要力量。将来，如果未能妥善解决他们的出路，他们或许会反过来成为被维稳的对象。”

事实上，这样的苗头在辽宁、广西等地已经出现，因为薪资和出路的问题，他们有的集体到北京上访，有的通过网络频频向当地主要领导喊话。

目前，中国有超过25万大学生村官涌向农村。2015年，大学生村官数量将达40万人。2020年，该数量将飙升到60万人。

决策者挥刀劈路并助推大学生走向农村，但出口通道的设计如不能进一步明晰，当他们青春逝去，出路渐窄时，如何使这些昔日基层维稳的“功臣”，不至于成为政府重点盯防的“被维稳”对象，是必须要慎重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