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腐败处于高发期，这个基本判断并没有新意。奇怪的是，人们很少以腐败的易发多发为前提讨论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毕竟，长时间易发多发，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腐败的普遍化。这一点是让人尴尬的。

首先必须要提出的一点是，一起腐败事件虽然是个别人得了好处，但普遍化的腐败却恶化了整个官员群体的生态环境。多少官员倒在了自己打拼出的、对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益处的政绩上，多少官员想安然退休、平稳着陆而不得，又有多少官员在反腐风暴中“中枪”，但内心却有不甘：出问题的那么多，为什么需要作出牺牲的是我？更具讽刺的是，腐败形势越是严峻，“官德”的调门唱得越高，这更加剧了官员群体双重人格的分化，进一步恶化整个社会的道德双轨（说一套、做一套）。

也就是说，经过多年的腐败易发多发的积累，简单的惩治腐败的边际效益在锐减。一份查办案件的成绩单，对于民众来说，并无长远的实质意义。如何化解庞大的腐败“存量”，尤其是用什么办法换得有效制度的建立，已经是一个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反腐败不是简单的清算旧账，而是换得未来的一个砝码。

更进一步的问题意识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会否被腐败的普遍化“锁定”？现实有这个苗头。一方面，社会民生和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卷入腐败的裹挾之中，另一方面，权力的资本化程度日益加深，表现在政商勾结、某些官员的家族生意等等。这为人们用各种概念（权贵资本主义、管家资本主义等）定型当下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佐证。

我们都在与腐败这个“癌细胞”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