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宁

“必须在片区里买了房才能入学”、“可以接收外地人，但你不在我们的小区。”……“外地人”陈方得到了10多家小学众说不一的答复时，才感到今年大事不妙，升小学比他打听到的更棘手。

在北京，诸多非户籍人口正面临子女升小学的难题。近两年来，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和教育资源缺口的形成，非京籍儿童入学的艰难体验开始普遍化。2012年，这种体验进一步增强，幼升小将和小升初、高考一样，成为教育捆绑户口下的现实障碍。

放开与设限

2011年底，陈方就开始准备儿子的入学事宜了，春节回温州农村老家的时候，他顺便办好了“五证”，也就是北京市教委规定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而当他拿着“五证”去找学校的时候，才发现这只是初始条件，学校以“未在片区里买房”、“不在所属小区”等种种理由轻易就可以拒绝他。

“前几年只要交几千块钱赞助费就能上学，但现在涨到了两三万，还得找特别硬的关系。”陈方说，像他这样家庭年收入10万元的小生意人尚且觉得不能负担，更别说那些底层的外来人口，他们都只是希望有学可上，并不奢望进好学校，能在社区上小学就已经足够。

人口膨胀是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据统计，目前在全市公办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达到约33.9万人，占其总数的70%。幼升小的状况也日益严峻，根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字，从2009年开始，幼升小人数每年增加2万，2011年为13万，今年预计为15万，朝阳区去年小学入学人数达2.1万，预计今年将增加6000人左右。海淀区今年要入学的小学新生预计将达2.7万人，有7000多个学位缺口。

当家长们手握“五证”却仍然屡遭拒绝时，只好去教委寻求解决。陈方和其他一些家长两次去丰台区教委后，得到了这样的答复：“你们先自己去找学校，8月30日之前，没有找到学校的肯定能被分派，不会有一个孩子失学。”陈方们则感到不安，在开学的最后一天才能得到最终结果，这有点太冒险。而已经因小升初和高考上访多年的家长则劝他们接受现实，只要能花钱解决的，就不是问题，他们当初也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

其实，北京教育部门也在依人口格局和数量的变化作调整，从2002年开始，就陆续出台随迁子女的相关政策。西城、东城等区（县）近几年就已停止撤并小学。由于城区学校办学场地有限，不能对校舍进行改扩建，主要城区目前基本采取扩大班额的方法来应对入学压力。朝阳区已停止了小班化教学试点，并计划对现有小学容量进行扩充，增加学校招生班级数量，今年全区小学将累计增加170个班。

即便这样，仍不能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在资源紧张的事实面前，北京教育部门也只能一面尽可能放开，一面严格设限。北京市教委发布的“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规定，非京籍学生在京借读需具备“五证”，对比去年，条件更加明确、苛刻。“有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家长，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理，即使办好了，上面有一个错字也会被退回，而且规定夫妻要在同一个户口本上面，但是很多农村都没有结婚迁户口的习惯。”一名家长说，教委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五证”。

而从学校一方来说，“五证”并不能让他们处理好现实矛盾，能够容纳的数量就是那么多，让谁进来不让谁进来，就是个问题。根据受访家长的介绍，五证齐全的同等条件下，学校一般实行房产证优先原则。而在大兴等一些房价较低的区域，买了房的外地人并不在少数，这种情况下，房产证的调节功能也就失去了效用。

此外，一些学校也会加入其他考虑因素，如果招收的外地学生过多，势必影响学校的口碑和声誉。在某社区小学门口，陈方就曾听到一个北京老太太嘀咕：“这个破学校，都是外地人。”教育公平的缺乏导致身份歧视的产生，在入学前夕，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火药味总是会格外浓重。

择校与拆校

“外地人与北京人其实并不享有同等的幼升小机会，北京人之间还要做户口所在地划分，就近入学。外地人则更为自由和灵活，只要把房子租在想上的小学旁边就行了，而北京人无论把房子租在哪里，各学校都会不认可，这实际上就造成了不平等。”一位北京家长抱怨道，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本地人的普遍观念。

“对外地户口家庭而言，2011年及之前都是可以在北京自由择校，参加有关考试，考上了就可以发录取通知。但从2012年起，北京市几乎所有区县的任一小学都不再接收外区、外片的外地户口家庭，不能参加任何学校的报名和录取。不过，只要这些家庭不要求必上重点校、名校、热门校，他们房子租到哪里就可以自由、方便地在哪里上学，在提供‘五证的前提下，学校是不能拒绝的。”北京一所升学培训机构的副校长闻风说。

不过，事实已经证明，外地人的自由上学权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其实，对本地和外地人来说，幼升小都无异于长期战役的第一关。只不过，大部分外地人只是争取受教育的机会，而本地人则寻求更优质的资源、跨区择校。当他们的这种愿望不断遭到政策限制和巨额择校费的打击时，这口怨气自然会发在外地人身上。

今年年初，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审计署发布了《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简称“教八条”。明确制止跨区域招生和收费的行为，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等，并规定小学入学非正常跨区域招生比例不能超过10%。

在此背景下，北京开始治理跨区择校。各区在入学登记时对户籍、房产等信息查验更为严格，以控制幼升小“占坑”、无序跨区流动和非学龄入学等。5月下旬，海淀区幼升小首次启用“适龄儿童信息采集系统”，没有达到入学年龄，户籍、房产不在海淀区的适龄儿童无法登记。优质教育资源密集的海淀区向来是北京人择校的必争之地，这一措施的执行，打乱了他们的阵脚。而择校名额的收紧使择校费水涨船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去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小学生的择校费已猛增至8万元至25万元。今年无疑会又创新高。

正因如此，北京户籍人口的择校热发生变化，许多普通家庭不得不退出竞争，退守原地，而原来被本地人所不屑的学校也便紧俏起来。在很多外地家长看来，这恰恰是他们上不了学的原因。“那些普通的学校原来招不满，片区内的本地人都出去择校了，但现在他们不愁本地生源，外地人就更难进去了。”陈方说。

事实上，本地人与外地人都放大了他们的竞争关系。在整体资源缺乏的教育土壤上，公平注定很难实现。而造成资源短缺状况的原因，更有诸多人为因素。

2006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打工子弟学校加以整顿和管理，提出“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指导方针。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各区先后开始大规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近两年，又开始了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大规模拆除，为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开发让道。2011年，由大兴、朝阳、海淀三区主导，强行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行动一度引发争议，共涉及1.4万名学生。虽然政府部门一直在强调先安置、后拆迁，但他们重返校园的过程无比艰难。

一面是入学无门的焦灼与无奈，一面是政府部门的强力拆校。当义务教育的权利被人口控制和城市规划所侵蚀时，前些年并不凸显的幼升小成为又一个教育公平的失守之地。外来者将成为北京的重要部分，这已是不可抗力。在这样的人口结构下，决策者更应該考虑接纳，而不是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