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

那过去了的……

郑州西郊某大型企业的李师傅，如今是一名退休工人。他所在的工厂曾是部级企业，近10年来日渐衰败，如今大部分厂区在搞房地产开发，工人减员90%左右。

李师傅的家乡在豫南农村，1958年祖国大建设时，18岁的他挟了件破棉袄来到郑州。刚来时，李师傅月工资16元，因为工作出色，3年后直接跳到三级工，月薪47元。虽然工资低，但那时物价也低，三级猪肉5毛5一斤。职工生活用水不收费，电费一个月只需块把钱。厂里有3个大食堂，职工和家属都可以去大食堂吃饭。职工澡堂给每家都发澡票，理发店发理发票。夏天，厂里给职工发降温费，还发冰水、汽水和雪糕。

1968年，李师傅成家时，离开单身宿舍，领导批给他一间14平方米的暖气房，给了3天假。婚礼是在他的师傅家举行的，因为师傅家地方大些。小两口借了200块钱，做了两桌菜待客。“那时结婚没有去饭店的，200元做两桌菜，相当不错。”李师傅说。参加婚礼的工友给他们随礼，少则5毛钱，多则两三元，婚礼简朴而热烈。

李师傅经常加班。他是管道工，全厂哪个车间的管道坏了，来人叫他，他都马上过去修理，从没耽误过生产。他家的墙上贴满了奖状。不管谁评上先进，厂领导都要敲锣打鼓往家里送喜报，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发奖状。工人们争当劳模。每天早上7点钟，厂区与生活区的大喇叭同时广播，讲国家大事，讲本厂职工的先进事迹……充满朝气的一天开始了。

晚上，厂里经常在露天舞台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有时候集中学习毛泽东著作。露天影剧院每周三、周六放映电影，大人小孩有说有笑，很是热闹。那时候李师傅家住在3楼，一推开窗户，就能看见电影银幕。1983年，李师傅家买了黑白电视机，稍后，厂里成立了电视台，用闭路电视播放节目，不收费。

如今，李师傅最怀恋的，一是那时候看病不要钱。厂里有职工医院，不管谁得了病，在职工医院看不好就转河南医学院，一个三联单，看好了病再出院，自己一分钱不用花。二是职工无后顾之忧。厂里办了幼儿园、小学、中学，还有技校，职工子弟上学有班车接送，技校毕业直接进厂工作。老职工退休了，子女自然来接班，不用操心谁找不到工作。退休职工离世后，厂工会发布讣告，组织追悼仪式，派大巴送到火葬场—专门有人跑这个事。

那时候，在郑州，西郊几家大厂的工人家庭，底子是最殷实的，也是最令人羡慕的。这些大企业曾是10几万人安身立命的靠山，如今员工星散，多数大厂都在倒闭的边缘挣扎，很少有人再想到它们。李师傅每月从银行领取退休金，与自己曾经任职的工厂早已失去联系，他也不知道如今工厂里的工人，会是什么样子的。

跳楼的幸存者田玉

2010年3月17日，因为讨不到工钱，17岁的田玉从富士康龙华厂的宿舍4楼跳了下来，导致下身瘫痪。

在好心人帮助下，瘫痪的田玉重回家乡，这位纯朴的女孩子感悟到了乡村之美。2011年春天，在一篇微博里，田玉写道：“现在的村和往常不一样，整个村焕然一新，每天早晨起来令人神清气爽，树叶出来，好像给整个村子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衣服，看上去很美丽。”她还好奇地在微博上问：“养鸡场的鸡下蛋不叫，农村的鸡下蛋叫，这是为什么？”

有人跟帖回答：“养鸡场的鸡是流水化作业的，生了蛋也不是它的功劳，有啥好叫的？但是农村的鸡就不一样了，自己找吃的，长好肉就已经是完成任务，生了蛋自然更是功劳一件。”

《南风窗》记者私信问田玉：“你是否会由此想到，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他们是没有自豪感的？即使他们能生产出精致的产品，也不会有成就感？”田玉回答：“哈哈……他们不管在哪里打工，我希望他们快乐，有什么事情都要静下心来，不要冲动，不要像我一样做傻事，那样会付出代价的。”

田玉說，外出打工前，她对工厂生活没有什么想象，只是想出去锻炼锻炼。这位“开朗、乐观、爱笑”的女孩，刚去深圳富士康一个月，就跳了楼。她是受了前面有工友跳楼的消息影响吗？不，田玉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跳楼）！”那么，既然她是个乐观、开朗的女孩，又怎么会产生轻生的念头呢？田玉沉默了，她说：“对不起，这些事我不想再想了……”

她在深圳没有熟悉的工友，也不关心他们现在的情况，那里的一切她都不愿提及。但她在微博上写道：“如果我建一个工厂，我不会像别的工厂一样，不让人说话，管得特别严。我会人性化管理，我会让他们开心做事，愿意来我家做事，不会有压力，高兴来上班，高兴回家。”

回到湖北老家之后，除了恢复身体，她和爸爸学做人字拖鞋，在淘宝开店出售，但生意不是很好，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她还有妹妹和弟弟。14岁的弟弟是聋哑人，在上聋哑学校，18岁的妹妹，今年春节去杭州一家电子厂打工。妹妹出发前，田玉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仔细叮嘱妹妹外出打工的注意事项，不要像她当初那样想不开，而只是跟妹妹说：“有事给家里打电话……”

一位线长的离职经历

2010年10月，郑州富士康招聘普工，一位20多岁的河南小伙前来面试。他被拒绝了，因为招聘者看到了他手腕的烟疤，怀疑他有自残心理。当时，深圳富士康已接连发生10几起工人“连环跳”，正闹得沸沸扬扬。一个月后，他再度面试，侥幸过关，也许这次招聘者没看见他的疤痕，也许看见了但没在意。富士康招聘普工的条件其实很宽，不要求文化程度，只考几道简单的算术题，问你是否认识26个英文字母等，就算过关。

穿上新工装的小伙子，和60多名同伴去深圳的富士康观澜厂培训。说是培训，其实是直接上岗。因为富士康已将生产流程尽可能简化，变成工人不需要专门知识和训练，便能重复进行的几个简单化操作。在深圳呆了6个月，郑州厂区建好后，他们又回到郑州上班。在郑州，这位小伙子当上了线长。

如今，线长已然离职，但他仍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在报道中出现。我们就以“前线长”来称呼他吧。

“去深圳后，立刻感觉说不出来的压抑。”前线长说，“说是8小时工作制，但每天都加班，常常要干12小时。为了抓产量，流水线速度定得很快。12个小时不能坐，我们把脚都站肿了。”

在深圳，他们住在前塘宿舍，两栋楼住了三四千人。每间宿舍8个人，上下铺。室友不是一个车间的，甚至不是一个事业群的，有上夜班的，有上白班的，彼此很少接触，有的一起住四五个月都没说过话。宿舍门挨门，他们下班也不串门，怕丢东西受怀疑。上网打游戏、聊天几乎是唯一的业余精神生活。前线长说：“在网上，你可以随便交朋友，随便宣泄，但我们跟身边的人交流不多。”

深圳宿舍的窗户，都用钢丝网密封过了，下面还有“防跳网”。这批河南新工在去深圳的路上，曾讨论过为什么富士康员工会跳楼。在观澜，他们也听说龙华厂区有人跳楼了，据说还是一个QE（品质工程师）。但他们都没太往心里去，毕竟那里有10几万工人，发生在人海中的个别事件难以引起他们的共鸣共感。

在生产线上，工人轮流吃饭，但机器不吃饭，它该生产多少还生产多少。工人吃完饭，还没落口气，就要搞“堆积”—要把刚才耽误的活计给抢回来。除吃饭时间外，工人离岗要登记，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有的男工躲到厕所抽烟，组长会带人去抓，抓到了就要除名。

对工人的处分分为警告、大过、除名三种。警告两次记大过，记大过两次除名。在郑州富士康，在去年7月辞职之前，前线长就受到过一次处分。因要回家办事，他想跟一位同事调换休息日。组长不同意他们的申请，再三请求下，组长说如果你们换卡被逮到，不关我的事。结果，他们真的被负责巡逻的PQE逮到了，两个人都将被除名，但在处分通告贴出来之前，他们行贿了PQE主管，对前线长的处分被改为记过（这件事因他而起），同事则受到了一次警告。因为这件事给组长添了麻烦，组长很生他们的气，命令助理员取代他线长的工作，把他发配到流水线上“打毛刺”（用披锋刀把新产品上的毛刺打掉）去了。

一个月后，前线长辞职了，他说：“我太憋屈……”他在郑州一家私营小厂找到新的工作，当业务员，每天跑来跑去地跟人打交道，他感到很快乐。

富士康小镇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是郑州富士康的总部，位于新郑机场的北侧。两年前，这里还是生长枣树和小麦的田野，现在变成了可能是全球最大的代工车间，如同大地上盘踞着一只巨型怪物。

据富士康郑州工厂人力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月中旬，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员工总数达到13万人，其中河南籍员工为12.3万人。

如果不是富士康，你很难想象在某个城市远郊，会聚集着10几万名“80后”和“90后”青年。他们学无所长，受到物质世界的诱惑而又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来富士康工作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6个月试用期和3个月考核期结束后，他们每月都能拿到3000元左右的工资。入职门槛很低，不需要技术，即使学到了技术，将来转行时也用不上。

他们没有在高科技企业工作的感觉，每天走进车间，在线长的训斥下，他们平静而麻木地在流水线上做重复的动作。他们对工厂的前途不关心，甚至不知道本车间有多少工友。他们也不知道会在这里干多久，每天都有人辞职、自离、除名，富士康的众多代招点也每天都在招人。铁打的流水线，流水的工人。

厂区往东，有一座“豫康新城”，这是一个巨大的生活小区，居住着10来万人，但与城市小区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家庭，只有单身宿舍。富士康的工人每月需付150元住宿费，免费洗衣，每个楼层有电视机可供观看。员工生病了，可以到富士康的医院看病，拿病历单请假，并且报销70%～80%的药费。

小区外，是肮脏而熙攘的街道，到处是出售廉价货的攤点，似乎全河南的风味小吃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为富士康招工的摊位也三三两两，夹杂其中。这里像是一个小镇。上班的路上人流拥挤，坐厂车、去职工餐厅吃饭，到处都要排队或抢位。下了班的男女青年在街上闲逛，把嚼过的甘蔗渣吐到地上。电瓶车、三轮车、面包车和黑出租都在这里拉客，喇叭声此起彼伏。豫康小区内部，也充斥着集贸市场的气息。网吧里生意红火，青年们在网上聊天、玩游戏、看电视剧，有的在宿舍蒙头大睡。

“不上班比上班还无聊，每次休息都发愁……”一位“80后”男工在网上倾诉。在这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的地方，他们过着另外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天地狭小、无趣，既缺乏私密性，也缺乏自由伸展的空间。远离了父母亲人，远离了乡村熟人社会，来到这数以十万计陌生人相聚的地方，他们既惶恐，又冷漠。有人单独或合伙去附近租房子，迅速抬高了本地房租价格，并催生出了一大批简陋出租屋。

虽然每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但很多普工还是“月光光，心慌慌”。他们有的憎恶加班，为每天多干几个小时，“累得都快跪了”而恐惧，有的却因工资迅速花光，“口袋比脸还干净”，而一心想加班赚钱。他们在这个体量庞大的企业里耗费青春，却找不到出口。他们的生活方式，既被富士康的条规成例所浇塑，又受庸俗的消费文化所影响，以及各自原有的习性在这陌生地方的大碰撞，无所适从。

富士康像一个巨型抽水机，从辽阔的内地农村，把10几万代表着生机、活力和希望的少男少女抽出来，汇聚在这里，农村进一步老化、萧条，留下来的人们更加孤寂、冷落和无助。但是，没有富士康，照样有许许多多抽水机，把这些骚动不安的农民后代抽到别处，四处流淌。他们的回乡路虽然不远，却很难走。

但他们与家乡，毕竟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是他们的避风港，是他们的根。在富士康工作过的20岁的小丁是来自河南周口的姑娘，无所事事，来富士康找朋友玩，但她却拒绝重回这里上班。家乡的小企业很多，她想在家乡打工，虽然收入比这里要少一两倍，但她不想离家太远，她在这里只有一个朋友，但她在家乡，有一大堆的同学朋友亲人。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打工经济”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但还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