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为杰，姜 莱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连 11602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年均9%左右的高增长率引起了学术界的持久关注。学术界对这种似乎不可能却现实发生的奇迹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解释，比如，我国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高储蓄与资本积累率、技术进步、外国直接投资（FDI）、有效的政府干预等。概括来讲就是表现为资本的增长、劳动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本质上，这仍然沿用了索洛增长模型与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我国的“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也经常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高增长的动力。诚然，这些因素只能够部分地解释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部分制度论者认为以上只是增长本身，而非增长的原因。但并未论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制度的重要性。若一个经济体缺乏好的制度，即使上述因素再充分，增长也只能是无源之水。制度对增长是关键的。而我国并不具有完善的产权、法治等制度，为什么却维持了高增长?同时，为什么又伴随着高代价?对该困惑的研究有助于认清我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指导与现实意义。

我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逻辑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思考，并形成了一定的分析框架。既有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主要集中在研究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观点之一:以钱颖一［1］等（1993），Montinola、Weingast［2］（1995），Maskin［3］（2000）为代表的以地方分权为特征的“保护市场的财政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