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 颖

（作者是《国际先驱导报》执行主编）

探索新的世界观，这是《国际先驱导报》创办之初就确定下的远大目标。导报创刊至今走过了十个春秋，十年来的导报既有一定作为、但又不平坦的发展路径，既令我们更深切地领悟“探索新世界观”的高瞻远瞩，同时也更深切地感受到其实践中的知易行难。

探索新的世界观，必须有思考有担当

从大环境而言，今日中国的实力地位已大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甚至与十年前也并不相同：仅从GDP而言已是世界第二，在依然在经济问题中苦苦煎熬的美欧眼中，对中国的主观观感也已是羡慕嫉妒恨五味杂陈。然而，问题关键在于，中国人自身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知、对中国在世界上应扮演什么角色的定位。简言之，国人的世界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中国的综合实力是不是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应不应该有世界第二的担当；中国的发展、外交及国际战略是否应该调整；围绕这些问题，官方民间学界都存在着不一致的声音。

对比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就是中国当时的国际战略。国人痛定思痛，形成一种世界观认知上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国内埋头苦干谋求经济建设发展、手段上开放国门睁眼看世界，在国际地位上迎头赶上。

而大约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果将中国推进到一个新的崛起时代，“9·11”引发的世界性反恐则给了中国战略机遇期和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此时大多国人的世界观仍基本一致，这就是：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正在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初识世界”“开放”服务于国内发展改革不同的是，经过这么多年开放国门后，大多数国人开始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知外部世界、并开始对探索中国国际定位提升及国际事务介入怀有浓厚兴趣。

但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日中国，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国际战略，可以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脱节和错位：

国家实力和国人认知之间——今天中国实力已大大上升，但国人的认知上出现了分歧，目前主流观点仍在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不少学界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实力上已然是世界老二，但国际影响力上远不是世界老二，应当谋求，不少国人也有如是的期待和呼声。

战略定位和战略表述之间——相比当年“改革开放”的清晰定位，如今中国的战略定位是韬光养晦？和平崛起？和谐世界？战略定位的模糊又造成了一些重大战略概念和具体行为上的纠结矛盾。比如一方面冀望大力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又对美国的所谓责任论产生防御心态，担心陷入美国人的阴谋。对周边小国的挑衅很气愤，却似乎又难以针锋相对地做斗争。对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不够自信，在某些外交领域中呈现出现事端、应对事端的应激—反应式做法，而缺乏运筹帷幄的大棋局。

政府、智库和媒体之间——今日中国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只能增强而别无他途。

中国究竟是不是世界第二？要不要当世界第二？或者在此过程中还需要一个新的“三步走”时间表吗？世界老大美国“重返亚太”究竟是战略转移还是战略收缩？其引发的中国外部环境是否变化，战略机遇期是否终结？中国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或哪怕是战略的调整？

这些问题需要充分讨论。现在的舆论环境已被媒体充分覆盖，在战略转型的讨论过程中，作为以国际时政类报道为主业的媒体更不能缺位失语，媒体从业人员需要和读者一起来学习、探索、塑造我们共同的世界观。

摒弃“美国中心主义”，坚持大国际观的国际报道理念

宏观战略还需操作落实。具体操作层面有以下几点感悟：

1.更广阔地覆盖美国之外的世界，以放眼全球的真正的“国际”报道，探索和塑造更全面而非局限的世界观。

西方国家在中国媒体国际版占据相当篇幅，这不仅与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有关，也与他们依然把持着国际话语权有关，但我们应认识到真正的“国际”报道应当更多地放眼全球，中国媒体人和读者都需更多接触和了解外部世界，这才可能进一步了解和把握中国在目前世界上的位置和角色。举例来说，对与中国崛起战略密切相关的非洲世界，目前报道分量与其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理应占有的价值和地位不成正比。

再如中东发生动荡变局以来，笔者在报道中也深感自身对伊斯兰世界的了解较为匮乏，一些报道容易被西方舆论设定的话题牵着走。2011年3月中东发生动荡后，中国媒体相关报道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强调这种变化是美国或西方主导的，但事实上简单地“西方主导”是无法勾勒出复杂变局的全景：这里当然有重要的西方因素，但同时也是阿拉伯世界探求自身现代化路径中遭遇伊斯兰教化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也还有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合会国家重建地缘秩序的野心与西方诉求之间并不完全吻合的另一面。

2.摒弃国际报道上的思维定势，探索和塑造更理性而非偏颇的世界观。

比如不要简单化地把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动作统统解释为“牵制中国”，而要挖掘其行为的深层动机，甚至在报道中不妨介绍和提倡学习周边国家在外交上的巧妙做法，以资借鉴。例如不久前，日本与湄公河流域五国举行了第四届首脑峰会，日本首相野田承诺向五国提供约合74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日本媒体在报道此则新闻时当然毫不讳言日政府以ODA为外交工具，有拉拢东南亚国家牵制中国的一面。国内的网络和不少纸媒也都不约而同地指出，日本抛出的这个重镑金弹目的是“牵制中国”。但报道到这个程度就止步了吗？有一两家报刊做了更为深入的报道，回溯了日本在东南亚从二战结束后就投入大笔ODA，甚至近年金融危机都没有动摇，而这些援助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湄公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并成为他们得以被接纳为东盟成员国的助推力之一。导报在相关报道中强调“与其说日本牵制中国，不妨学习其精心经营东南亚”，这样的观点和思路或许对中国如何探求与东南亚国家的相处之道更有借鉴意义一些。

思维定势不仅经常指向我们的邻国，有时也会指向我们自己同胞中的一些群体，比如“富二代”的标签近期就被一些网民贴在了“中国留学生”这一群体上。今年4月初美国南加州大学两名中国留学生深夜在校园附近街道遭遇拦路抢劫遇害，消息传到中国后，一些网络媒体刻意渲染“一男一女”“深夜外出”“崭新宝马车”等“关键词”，一时间网上谴责“官二代”“富二代”，甚至幸灾乐祸的声音，竟压倒了对无辜丧命同胞的同情之声。后来事情水落石出：那两位中国籍学生深夜不归是因为在学校熬夜做实验；他们为省几个房租钱住到又远又不安全的社区，决非“官二代”“富二代”；所谓“崭新宝马车”，不过是一辆毕业前为找工作买来的二手车。

从这个小小案例可以看出，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已不似当年那般闭塞，但中美两国毕竟远隔重洋，在不少事件发生的最初一段时间，大多数普通国内读者仍然还是大量依托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来了解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事。那么，在大量细节尚未厘清之初，主要是一些都市类媒体的国际报道版面上却未经确凿的调查，而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带有强烈倾向性暗示色彩的“旁白”，一度让许多读者和网民坐实了遇害者“官二代”“富二代”的身份。这样一种被思维定势所束缚、迎合“只相信愿意相信的”潮流的报道对死者是很不公平的。针对此次中国留学生美国车祸后国内网络上的“仇富”评论掩盖交通事故本身的现象，导报编辑很是触动，也因此策划刊发了“将留学生‘群像化’是种媚俗”的评论。

3.对国际大势做更多趋势性的总结梳理甚至预判性报道，探索和塑造更具前瞻性而非短视的世界观。

信息大爆炸时代更需要对新闻的深度剖析及对趋势发展的预见。对趋势的归纳及预判性报道离不开前方专家型记者们第一手的深度调研，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比如面对欧洲经济危机及社会动荡，导报2011年8月曾约请在欧洲驻点达6年的新华社记者吴黎明撰写《欧洲病人》一文。文章适时并详细地解释了欧洲诸多问题突发的社会根源，以及长期以来欧洲累积的社会矛盾，全景式展现了欧洲高福利生活下隐藏的种种危机，事实充分、数据翔实，在网络上被包括多家海外媒体转载。

2012年开局的达沃斯论坛上，不少政要谈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反思，导报也敏锐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并认识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反思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西方媒体和学者层面，基本已经成为西方知识精英甚至政界精英当中的一种思潮。在此基础上，导报策划了一组报道，《西方资本主义遇到新挑战》《西方世界重温马克思主义》等。这些稿件对反思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进行梳理归纳：比如反思资本主义的哪些具体内容、反思采用的理论工具、西方资本主义的症结究竟在哪里等等。

4.以中国立场观天下，探索和塑造既以洋为师但并不挟洋自重的世界观。尤其在一些借鉴性报道上既要介绍国外的有关经验和优良做法，也不应一味迎合“国外月亮圆”的论调。

根据国内热点事件，介绍国外类似案例及经验的报道，已经是中国媒体在国际报道上较常规化的做法。仅就2011年来看，国内就屡屡出现红十字会、高铁事故、达芬奇家具等热点事件，不少媒体报道也纷纷选择了以国外视角看中国，例如报道海外红十字会如何运作，将中国的高铁发展放在整个中国发展乃至世界高铁行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衡量、对比和镜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借鉴性报道不能一味迎合“国外月亮圆”论调，需要看到中国发展阶段及中国国情与国外的差异。比如在绿色环保问题上，西方国家的确有其进步的理念和先进的做法，但同时也要看到，环境因素有时也成了他们对付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舆论工具。再如核电问题，中国媒体在此话题上也不应一边倒的迎合国际上所谓放弃核电发展的声音，而应该更客观全面地报道各种声音，比如这一经济能源领域话题在德国更多地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而法国则根据其自身能源的国情依然坚持发展核电。

5.在一些重大事件报道上，媒体应更主动地发声，做立场鲜明的观点性报刊，主动设置议题和话题，为中国外交提出建设性意见，引导舆论的建设性参与。

2011年6月中国和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冲突升级，导报连续三期进行系列报道。其中，约请新华社海南分社采写的“南海中国渔民直面外国军舰”一稿，由于十分扎实的南海一线采访，引发读者广泛关注，并获得中国海监和南海渔政部门充分肯定。由于此稿选题贴近热点，视角贴近民众，文字细腻而富有情感，展现了南海一线的复杂情况，说服力和感染力强，这样的一种“感性发声”为我国政府加强南海执法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在“感性发声”之外结合“言论发声”，如《中国应给南海划定红线》《中国的外交表情应更丰富》等评论，成为整组报道画龙点睛的部分，被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全文或摘要转载。

2012年2月底，南京市官员访问日本名古屋时遭遇对方有关“南京大屠杀很可能不存在”的言论风波，3月2日导报刊登文章《名古屋：中日关系中的两面派》，跳出南京与名古屋两个城市之间的历史纠纷，选择名古屋作为分析范本，严正指出名古屋乃至整个日本在侵略历史上的两面做法，敦促日本深刻反思，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引起了多方尤其是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扎实有力的论证观点令日本媒体无力反驳，共同网、《产经新闻》等日本媒体，大篇幅转载导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