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问题，我决定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余秋雨老师在新作《何谓文化》的自序中如是说道。所谓“诚恳”，所谓“隆重”，指的是余老师将从学理、生命、文明、古典四大方面来“全面解释文化究竟是什么”。

不比他人尽精力于文化之一门一目，余老师则专力研究文化本身。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某种意义上，余老师大概觉得自己颇能和文化等同起来，“从四年前开始，台湾最著名的《远见》杂志作出一个决定，他们杂志定期评出一个‘五星级市长，作为对这个市长的奖励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个城市作一个文化演讲。可见，他们心中的最高奖励，还是文化”。难怪余老师不自觉地以为一己之人事遭际也就是文化的当代遭遇，而所谓关于目下文化的“最不留情面的剖析”，读来读去竟似一场关于余秋雨的斗争与反斗争的大戏，“全面剖析”沦为了“全面宣泄”。

实话说，我相信余老师对文化虔诚之至。只是他的文化观处处离不了自己，似乎爱余老师的人，才是爱文化的人，而那些诽谤、诬陷、批评他的人，无疑是十足的文化的伤害者。我不感兴趣反余派对他的猛烈批判，但书中几篇关于文化的讲演几乎处处掮着名人的牌位鸣锣开道，忽而点明演讲对象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和“联合国总干事”，忽而自炫是“唯一受邀的中国演讲者”，一位谆谆指导人们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的文化大师，竟如此在意讲演的对象和规格，似乎有违“普及”的本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