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

大火终于被扑灭，弥漫的浓烟也消散。悲剧以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被描述：14人死亡。

12月4日，汕头陈店镇一作坊里，因500元劳资纠纷引发的纵火案，夺走了14个人的生命。死者中，至少有6人未满16周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

她们都来自农村，在念到小学三四年级后，就辍学出来打工。

纵火案发生前的半个月，贵州毕节，也有5个流浪儿童被发现闷死在垃圾箱里，其中4人辍学。

不同区域的幕幕惨剧将中国辍学及背后的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

11月18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评价与反思》。报告显示，最近10年，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2011年辍学率是8.8‰，这与1999年的辍学率大体相当”。

教育部很快否认，说不存在辍学率退回10年前的问题，10年间，辍学率一直是下降的，但承认，“辍学问题仍需得到长期关注”。

对辍学问题的关注，已变成了对社会结构、观念变迁，以及制度安排的深度追问。“真相”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

痉挛

纵火后，“刘双云”这个名字频频见诸媒体。他是纵火案的实施者，旨在报复老板，却烧死了14个和他一样同为社会底层的工友。其实，12年前，时年14岁的刘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打工。如今，被他纵火致死的这些人，很多和他一样：辍学打工。

辍学问题像社会痉挛一样，10年来，在中国农村蔓延。只是辍学成因，已不只是贫困，很多因素悄然起了变化。这在劳务输出重点的区域甚为突出，比如广西隆林、大化县等地。

班耀明注意到，岩偿小学有20%的学生小学毕业后，就不想读初中了。岩偿小学是隆林县沙梨乡的一所小学，班耀明在这所小学教书已有15年，他发现“很多学生即使读初中，但念完初一、初二就辍学了”。岩偿村村长黄玉华也坦承，至今，村里仍有30%的家长认为，“读书不如打工”。

这些变化始料不及。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种地还是当地很多农民谋生的主要手段，改变命运则寄托在读书上，读书是“跳农门”唯一、也是十分有效的途径。那时，很多家长都有个共识：勒紧裤头、砸锅卖铁也要送子女上学。彼时，辍学更多和家庭贫困有关。

变化始于2002年左右。大学扩招使“铁饭碗”的概念已显暗淡，以前分配到哪的说法，最后变成和哪个公司签合同就业。

对很多农村家长来说，这是一种希望的挫败，他们发现其实勒紧裤带培养一个人读书出来也不保险。

“大学生读书回来没有‘铁饭碗，最后和父辈一样出去打工，这带来的影响很大。”隆林县教育局副局长甘永常坦言，一个村就出那么几个大学生，其就业不好，带来的破坏力和示范效应一样，广泛而深远。

而一些讲究实用主义并具有短视特征的农民发现，打工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不需投入多少教育成本，打几年工就可回家修一栋楼顶可以晒谷子的平房了。

“发现学生没来上课，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他家时，发现已经出去（打工）了。”沙梨乡初级中学副校长黄河说，目前，他们学校在校生400多人，每学年都有20多个学生辍学，一般读到初一、初二就不读了。

2012～2013学年度上学期，隆林县初中入学数15161人，辍学382人，辍学率2.52%。小学在校生42137人，辍学101人，辍学率0.24%。

甘永常说，受打工潮、就业难等因素影响，成绩不好的学生更易产生思想波动，乃至辍学跟父母出去打工，几乎成了农村学生的辍学主因。

当很多家長感到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或知识改变命运的作用越来越弱时，他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打工了。这不仅在隆林县，大化县亦如此。

生 态

除受打工潮、就业难等因素影响外，家庭教育的缺失也是学生辍学的重要原因。家长在外打工，孩子往往交给爷爷奶奶“打理”。

“这相当于文盲教文盲。”隆林县者浪中心小学校长黄贵料说，隔代教育缺乏父母的监督后，学生学习动力往往不足。

大化县民族中学办公室主任韦兆坤给《南风窗》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目前，该校初一学生608人，留守儿童（父母都不在身边的，下同）有270人，占34%；初二357人中，留守儿童227名，占64%；初三582人，留守儿童218名，占37%。

韦兆坤发现，平时，这些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几乎没什么沟通，打电话就是和父母要钱，彼此不知道说什么。

家庭教育缺失，学生很容易误入歧途，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并为今后引发包括辍学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埋下了隐患。

对此，学校能做的，也就是科任老师、班主任等多一些关心。韦兆坤说，此外，没有其他办法。

《南风窗》记者从走访大化、隆林两个县的情况看，和10年前相比，如今辍学有了些好转，但另一种不可忽视的情况—厌学，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有时，你刚把他们从网吧拧出来，他们转身又跑回去了。”黄河很无奈，只好“威胁”网吧老板，“你再让我的学生进来，我见一次，砸你网吧一次！”沙梨乡中心小学校长卢永青也称，如果晚上不组织学生到教室做作业，他们就跑去上网了。

黄贵料说，在今天，辍学很大程度上和学生厌学有关。

“厌学→逃学→辍学→打工”，这是当下农村学生辍学之前和之后的基本路径。而另一种路径，就像贵州毕节5个闷死在垃圾箱的儿童所揭示的，是“贫困→逃学→辍学→流浪……”

韦兆坤直言，和县城学生相比，农村学生的厌学情绪更突出。他的发现，源于撤点并校。2012年8月撤点并校时，大化将3所乡中学学生并到了县城，其中180多名学生在大化县民族中学就读。和学生一同进城的，还有他们的老师。

“农村孩子厌学比县城的更突出，最明显就是，乡下学生上课睡觉！”韦兆坤说，上课时，一个班竟有10多人睡觉，老师看见也不说，为此，他们校长没少批评这些老师。

“这么多学生上课睡觉，说明教学方法有问题，不能吸引学生，这堂课是失败的。”韦兆坤说，随学生进城的老师，一开始还是按乡下那套教学方法授课—正襟危坐在讲台上，一节课滔滔不绝讲完45分钟。

按新课改，老师一般只讲20至25分钟，剩下的让学生做练习消化。“一节课讲完了，但学生没消化，那也是无效的。”韦兆坤说，“我们强调师生互动，这样才能吸引学生听课，不至于厌学。”

这样看来，这其实是校园和社会对中小学生的争夺赛。如果课堂不足以吸引他们，他们将辍学，过早地流入社会。

但“农村学生更厌学”的背后，其实是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严重不公使然。长期以来，教育资源的分配习惯是先城市后农村，一些书教得好、年轻的“好老师”，很快被抽到县城任教，那些上年纪、不掌握现代教学技术的“差老师”，则被发配到边远山村并长期在那边任教。同时，培训和提升的机会，也很少向乡村老师倾斜。

这使城市聚集着大量优质的教学资源，包括软、硬件。乡村的资源则很匮乏，乡村教育也因此日趋衰败。

这种背景下，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未来缺乏信心。他们清楚：即使孩子在村校成绩靠前，但和城里孩子比起来，仍属于倒数序列。加上大学生就业前景不佳，一些家长更不愿进行这笔“风险投资”，这更恶化了学生就学的生态。

异 化

撤点并校的制度安排，则进一步摧毁原本就很脆弱的乡村教育。这是场始于2001年、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撤点并校”，是这次改革的重点。

在计划生育、学生锐减背景下，重新调配教学资源的分布是必要的。但回看这10年的改革，在很多地方却被简单异化为“小学进镇，初中进城”、“消灭农村教育”等“一刀切”的行动。

隆林县岩偿村，原本还有个教学点—平朝小学，但已撤掉。撤并前，平朝小学有10多个学生，家长找到黄玉华反映，希望不要撤并。“我只是个村长，撤不撤我说了不算。”黄玉华说，撤并后，那些学生到岩偿小学就读，但路途远，最远的得走两个小时。

撤并后，每周五下午1时，者浪中心小学的广播就闹腾起来了。黄贵料说，这是周末的通常做法，为照顾路远学生回家，只好提前上课和放学。因为最远的学生离这有15公里，其中只有7公里的路通车，8公里的路得靠步行。

对撤点并校后学生交通费的开支，大化县也进行过调研，结果发现：以初中生为例，按照春秋季学期法定节假日的放假安排，一个学生一年往返县城和乡镇至少需要16次。按2011年上半年的乘车票价计算，距离县城最远的3个乡镇的学生，每人每学年需要支付往返车费432元至496元不等，距离县城最近的乡镇，每人每学年交通开支也达144元。这还不包括学生家庭所在地到乡镇政府所在地的车费。

很大程度上，这消减了国家对寄宿生补贴、营养餐改善等带来的利好。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报告，将辍学率反弹、辍学低龄化等问题的板子，打在了“撤點并校”的改革上。

“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撤并教学点，不仅使低年级孩子大量辍学。更可怕的是，大量适龄儿童不能入学，每年可能新增文盲上百万。”韩清林分析发现，2007至2010年，4年间，全国小学1～2年级辍学学生人数分别为：51.08万人，55.86万人，64.28万人，51.81万人。

韩清林是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同时也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评价与反思》这份报告的专家顾问组成员。报告中“我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个小时就消失4所农村学校”的描述让人触目惊心。

撤点并校带来的后果，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这样形容：农村学校日益荒芜凋敝，教育出现“城挤、乡弱、村空”的危局。

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

这是场迟来的叫停，但大量的农村孩子辍学已形成。

甘永常说，撤点并校在2001年起突飞猛进地搞，目前这两年，隆林县也在恢复以前撤并的一些教学点，“大概有10来个吧”。

因资金缺乏，过去10年，大化县撤并的步伐迈得较慢，但目前该县已立下了新目标：“十二五”末，除保留都阳、岩滩两个镇的两所中学外，其他乡镇的16所中学，统统要进城。2012年，该县已经有4个乡镇的中学进城了。

按照大化县的思路，“十二五”末，该县的城镇化水平要达到38%左右，而撤点并校、初中集中到县城办学，是一个契机。

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地方在撤点并校时，首要的考量和通行的做法。农村孩子的教育，在被贫困、被社会结构变迁下的打工潮、被“读书无用论”严重冲击之后，又被官员的政绩，被“城市化”的利益驱动绑架。

辍学之前，或之后，他们的痛苦看来还要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