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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观的转型

2012-05-30赵义

南风窗 2012年26期
关键词:平民阶层精英

赵义

“知行合一”

十八大后,人们对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言一行分外关注,人们期待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开创新局。其间的枢纽所在,实系于政治观的转型。转型一词,几近泛滥,但从脱胎换骨的意义上说,亦不为过,即政治从围绕小集团、掌权者个人等展开的权力游戏中走出来,将支点放到社会和民众身上。

政治观的转型,并非当下的新问题,可以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从1980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到后来的依法治国、“三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赋等,执政党一直在探索开放环境下政治的新生命力之所在。當下的困境是,美好的理念还不能得到行动上的有力配合,以至于政治尚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

知行合一,最关键的是行,没有生生不息的勇于践行,善念终究是个空壳。没有什么比政治上的言行相悖更伤害社会的“有机团结”,损害人们对于未来进步的信心。典型者如腐败,知行不合一留下的是权力欲望的不断放大,再往前发展就是前苏联出现过的最大悖论—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特权阶层。围绕特权阶层产生的,是思想理论、制度等方面的言行相悖。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转变会风、文风和工作作风入手,“收起红地毯”等,可以看作政治上实现知行合一的一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说到底是一种病症,说明权力运行的封闭的自我循环,不断强化官员“眼睛只向上看”的生存哲学,丧失了对于社会和民众的“负责”,口中所讲,实非心中所想。一切不断强化官本位的仪式、规矩等等,都应该打破。如果连将“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的形式上的藩篱都无法破除,政治观的转型也就是一句空话了。

而政治局带头改进工作作风,“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正是要求政治上的言行合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要开创新局,就需要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能够带头勇于践行我们已经认可的美好价值。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非有“廓然大公”的本体自觉不可。历史上不乏掌权者沉溺于层层利益输送、不愿改变现状的例子。而让一国、一组织焕发新生命力者,也无不是能够克服各种利益绑架、权力诱惑和成见束缚,对于事关国运、民心的重大问题,勇于决断,化危为机。

开创新局,知行合一最为机要。源头的活水,会让整个社会迸发出奋起改变并清除阻碍中国更加美好的积弊和问题的力量。这也会让愿意带头改变的精英感到,“吾道不孤”。现在社会层面存在的犬儒主义、怨气和戾气等等,都是暂时的。精英阶层不应以此为理据,来强化自己的固有逻辑,作为卸掉自身责任的托词。精英阶层把践行善念的大智大勇找回来,必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支持。

平民政治

政治观的转型,最深厚的土壤在于平民政治的到来。其表现是网络等技术支撑下的微政治的出现。微政治的概念,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丽萍教授在2011年提出的,含义是“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念、制度等价值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对民众具体、细微琐碎的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2012年,媒体的讨论进一步深入,比如《人民论坛》的新政治观专题,提出了政治观要超越左右思维,一方面,西方政治选举造成民主的“短视化”,造成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另一方面,前苏联以“革命党”的姿态和方法(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从事建设最终也失败了。

客观而言,以西方民主的“短视化”为理由来矫正国内民众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西方社会的最大危机是中产阶层的下沉。中国出现微政治,则是因为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成型之前,平民大众上升到中产阶层面临现实的重重阻遏。两者背后都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只不过西方的两极分化是社会利益集团游说政治过度的后果(比如金融势力),而中国的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缺乏民主和法治的充分保障的后果。

微政治亦可以看作是民众对于小集团政治的博弈手段,新技术只是提供了一个出口而已。这也印证了,在开放条件下的各国政治“普遍进化”的规律,即政治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大多数人福祉之所系。区别在于,西方国家要解决的是政治的“瘫痪”问题,而中国要解决的是权力系统的封闭和自我循环—具体表现在政府财政支出调整、决策民主化、预算民主化、问责官员等体制性难题。

无论如何嘈杂和凌乱,平民大众的诉求是政治观转型的广阔基础。其间的抉择并不难厘清,2012年的收入分配、异地高考、征地拆迁等改革热点,都是平民大众在政治中主体地位的一次次伸张。如果这些改革能够一个个做好,我们的政治自然会减少戾气和乖张的一面,让理性、协商、合作、宽容等政治风气一点点扎根发芽,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早一日丢掉“被动维稳”这根日益沉重的拐杖,让改革再次成为中国获得未来的“红利”。

这自然也要求掌握权力的精英阶层,秉持“廓然大公”的本体自觉,超越狭隘利益的束缚,让执政权力获得更多道德资源的滋养,进入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轨道之上。整个社会也有充分理由以是否维护好平民大众的利益来衡量精英阶层的知行是否合一。古人说,道在日用之中。政治的正道也在对于平民大众生活的守护之中,如同宗教中的“加持”。

政治观的此种转变,对于整个社会也是一种引领。在中国经济逐步告别过去的高速增长,走向正常增长,政府强力推动的资源粗放投入模式亟待改变的背景下,过去诸多行业热衷的服务少数富贵阶层,赚取高额边际利润的做法亦遭遇了极大瓶颈。商业力量的伟业最终还是得建基于广大平民大众消费力带来的规模效益之上。有了平民大众这个支点,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最终都会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不会因为一次危机就沉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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