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锋

迎头碰面，熟识的人总会不无关切地提醒李玫瑾饬弄一下那头抢眼的灰白头发，但她决定不去刻意掩饰这来得突兀却又不失本真的生理绽露，苍华发色与世俗眼光虽不相称，去留有意，在她可是一种“生活信条”。

“我希望做我自己，我不是为了让大家喜欢而去做一个别人喜欢的人。”这份执拗在李玫瑾身上仿佛深入骨髓，哪怕在马家爵、邱兴华、药家鑫、谢业新等一系列案件中遭到连续抨击，压力空前，也不能叫她稍稍折腰改向。

生于1958年的李玫瑾现在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她奉弗洛伊德为圭臬，笃信自己的专业技能，在中国社会近年来一个又一个引起舆论关切的犯罪事件中，屡次试图藉此去揭示当事个体的深层犯罪（暴力）动机，到最后，却总是与民意和舆论对立起来，使得她长久被敌视。

口水战

舆论即便鼎沸，李玫瑾也丝毫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她将那些指责归为“第一不专业，第二太愤青”，且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不过，她也为此付出代价。除了心理负担之外，药家鑫风波最凶的当口，公安大学推荐她参加北京市教育局举办的“教育先锋”优秀职称评选，李玫瑾至今还没得过一个省部级以上奖项，全校名额也只有一个，不啻天上掉馅饼。孰料在面试环节她就被狠狠地刷了下来，因有评委对她在药案中的言论表现抱有恶感，她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发明了一个“弹钢琴强迫杀人说”，被认为是为药家鑫开脱，而遭到了无数谩骂。

药案的发酵，亦迫得一些事先敲定的讲座计划不得不取消，没有中断的也弄得有点儿偷偷摸摸。一次去杭州做讲座，接待方像是迎接“全民公敌”，提前与她说好，出于安全起见，接机时就不大张旗鼓地举出写有她名字的牌子了。

虽已届天命之年，但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想做到完全平心静气还是有困难。她习惯以“心理问题很复杂”、“你们不懂专业”来回击那些批评者，虽更多是一种本能的自卫，但这种精英式的气焰凌人和攻击性往往会进一步激化冲突。他们嘲弄她是自诩专家，这样的话赶话加剧了她内心的痛苦，以致势要捋起袖子真刀真枪地和人对赌一局，“我自认为专家没有什么不对，有种的话我把我的案件给你，你要能解决我就把我这专家名誉给你。我已经上前线打过仗，现在有人跟我挑战说我不是士兵，能这样么？”

针尖对麦芒的论战，让这场口水四溅的冲突，迟迟无法收场。 在李玫瑾的同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皑看来，李玫瑾的“因言得罪”皆因心理学作为一门微观研究，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不太符合人们感性上的认识与中国式的宏观思考方法。一个具体的犯罪，从民众角度看去，会有方方面面的追问指摘，比如官员的责任、社会道德等，但心理学的微观研究只关注个人的成长经历，不能面面俱到铺陈，故而无法使人感同身受地接纳。

再者说，李玫瑾当前所处的位置也于她不利。“她要穿警服，这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让老百姓以为你是代表公权力，你只要是警察我就觉得你可能不会站在老百姓立场说话。”她的另一位同事说，“她所有论点都比较站在警服的背景下，她没有表达当下犯罪和社会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觉得她不解气。”

自从李玫瑾通过分析起而否定马加爵的犯罪动机是由于贫穷所致，乃因保護个人隐私而杀人灭口开始，她在公共舆论中的恶人形象就开始树立了，后面的邱兴华、药家鑫以及谢业新案件更是令她“恶名”昭著于世。

虽然一再强调“不媚众”，但李玫瑾说，她也反省过：究竟持有一种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可解除人们的对垒心态？结论通常是若能化专业语境为通俗解释，效果可能更好，然而她到底也没有实现不同语境的跨系统对接。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坚持，也是一种责任，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自己，但同时也要做到宽容别人。”马皑说，“因为人与人是不同的，允许你有自己的观点，也要允许别人保留他的观点。”

女人当自强

强悍不落下风，李玫瑾表现出作为一个女人鲜见的强硬。此种性格，全系后天养成。她是独生女，厉害的母亲自小就拼尽全力把她当作男孩子训练，让她去野营拉练，去农村学游泳。小时候，哪怕哭上一鼻子，母亲也会特别生气，训斥她“怂”。渐渐地她就变得坚强了，周围人谁要敢欺负她，她就会拿出玩命的架式去应对。到上小学阶段，已经没有人敢招惹她了。

独立性训练，也促使她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一味向上拼。1982年分到公安大学，全校年轻人寥寥无几。到了新环境里，她还是天天捧着一本书，自己读自己的。有一次听报告，她竟也在现场看起书来，校长很严厉，让她回去看。书记回头也找她，告诉说不要老看书，要跟大家交流。可他们哪知道李玫瑾内心的虚空，“那些人岁数都很大，我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我是学哲学的，对那些俗不可耐的话不感兴趣。”

后来她发表文章，从专业角度探讨人的心理表现的几种形态，室领导“拜读”过后，专程找到家里去训诫她不要乱写。自认为论智慧论见识实不下于领导的李玫瑾，面对这有损尊严的教育当场就给他一个钉子，让人脸上挂不住。

2006年以前，李玫瑾一直都不顺。“后来我也反省，自己锋芒太露，在网上也是这样，这是我的一个缺点。”一直到最近几年，李玫瑾才算熬出头，可以显山露水了。没读过硕士、博士，没得过省部级以上大奖，她也破格当上了博士生导师、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学科带头人。只因公安大学的犯罪心理专业是在她手上从无到有摸索出来，她心底也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该有的光环如今都有了。可是得失相衔，虽已晋衔至二级警监，她却不在任何行政队列。体制之内的场合，又极注重职位排序，逢到一些公开活动，只要称谓是个带长的，都能排在她这个知名专家头前，令她大为不悦。

“有一次我们跟韩国方面学术交流，两个代表团，结果没有职务的就我一个，排在最后面。凭什么啊？因为很多都是我学生啊，哪有那么排的？在贵宾楼吃了一半儿，我就走了，一看那排序就很气愤。”精神上的骜放，终究具有压倒性优势，“我还是那句话，世界上的公爵有很多，但贝多芬只有一个，我宁肯做贝多芬，不愿做那公爵。”

摔打了10多年，风格秉性却无半点移易。在学生眼里，她太凶了，在女儿眼里，她又太狂了。有干物议，她自己心里也明白。但这是她之所以为她的特点，是烙印一样清除不了的。

理性还是情感？

李玫瑾搞的犯罪心理学研究偏应用，更多时候要与刑侦工作相结合。干他们这行的，经常在各种会议场合抛头露面，一屋子的男人中只有她一个女性，面对这情形她自己也会陷入一种惶惑：怎么就进入到这么个圈子里来了？

“我比较反对女强人这样一个词，因为强人一般是不要家的，我是要家的。再一个我在工作当中不是没有情感，我是有的。只不过在很多方面我的情感比较理性。”

2011年7月，李玫瑾当上了外婆，她特地请假两个月，推掉一切事务在家里照料。和同事们的交流中，也开始多出不少关于孩子的话题。这个琐碎生活中的犯罪心理学者，家庭观牢固，对于情感抚养，更是轻车熟路。就连正式场合，她也可以家长里短地把这类知识和心得向人端出，并不板着一个冰冷面孔。这里面，多少寄寓着一种能被理解的渴望。

“我希望把我的思维我的理性跟人分享。有时候遇到一个能懂你的人，你会很快乐。”她尝试着把这个愿望糅入工作当中，通过对具体犯罪事件的分析传达给社会，以企将心灵成长与养护的重要性广布予人，起到犯罪预防作用。可是往往适得其反。

舆论指责李玫瑾意图通过专业优势去漂白犯罪人，譬如对药家鑫的杀人行为作评价，她事后解释说，是要提醒大家勿对孩子施行压抑教育，“你强迫的话结果就变成了强迫症”，却是时机不对，惹下了大麻烦。不过，李玫瑾对药家的倾向，却是明显的，她一开始就不主张处死药家鑫。某次与一位警察谈及这个观点，对方立刻劝她千万收住嘴巴，不要惹出更大风波。

这种倾向有很大的情感因素，而非全是理性的专业分析。对于药家的独子处境，李玫瑾有着切身体味。她的头发之所以白成那样，大半因家庭压力过巨所致。1999年，母亲患上痴呆，父亲也一身老病。保姆不好找，家里一堆事情便压在她一人身上。养生送死无人分忧，顾影自怜之下，开始信了电脑上算命说的那句话，叫做“一生无依靠”。2005年，母亲不得不在老人院里走完最后一程，令她愧悔不能释怀。自己也累得患了子宫肌瘤，终至趴下。

推己及人，她就认为药家鑫若是判死，今后将涉及一批独子家庭的晚境问题。“独生子是国策，是你不让生的，你又没有健全社会保障，干嘛不给他父母留条后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可恶不可恶的罪的问题，是个社会规则的问题。”

对于大多数用常识和朴素的情感来判断是非的局外人来说，这样的分析，毫无疑问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因为人们天然会站在被害者的立场去考虑问题。“我这么讲你是不是觉得我太理性？我有时候担心自己变得冷血。”面对记者，陈述完自己的分析后，李玫瑾也会下意识地反问一句，很多时候，情感与理性还是会在她身上纠结，以致发生短暂的错乱。

虽则说到底是个理性主义者，但常年与各种各样的犯罪打交道，李玫瑾的内心也一直充满矛盾。近些年，她义务做青少年犯罪帮教，对一些少年犯进行心理评估与疏导。这些人发交到监狱之后，有的还与她保持着书信往来，得空她也给他们寄上学习材料，作些鼓励。

“有时候遇到一些大学生犯罪，会特别心痛。因为这些人本身有天赋之才，可以对社会作出贡献。可是心痛又怎么样？这些人不判死刑又怎么去抚慰被害者的家人？他们的孩子凭什么平白无故被杀死？像我们这种爱，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