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生

2012年1月1日，欧元面市10年。10年前，在做了两年金融市场支付手段后，欧洲统一货币终于作为可触可感的钞票上市流通。欧洲百姓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2002年第一天将熟悉的法郎、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或者葡萄牙埃斯库多兑换成欧元时的新奇体验。由于欧元比较“贵”，商品从数字上看似乎一下子便宜了好多。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欧洲人结结实实地享受了欧元货币一体化带来的红利。

甜蜜回忆止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诱发欧洲债务危机后，一切都变了。

中产沉沦

就在2011年12月，继希腊于新政府执政后首现罢工、英国200万公务员“世纪大罢工”、意大利三大工会罢工后，欧洲罢工进入圣诞、新年时刻：比利时公务员罢工抗议延长退休年龄，伦敦地铁司机罢工抗议没有足额加班费，西班牙航空公司职工罢工抗议大裁员……

对抗性的罢工之外，欧洲人还酷爱自娱自乐的游行，甚至把示威游行看成社交活动，有带着乐器音箱来的，有穿着比基尼彩装来的，有携口哨、烟雾弹的。行业罢工更是体现职业特点，如法官系白领带穿黑袍制服，消防员用高压水枪，清洁工燃烧垃圾。那些平素人迹寂寥的欧洲街巷，此时突现示威者摩肩接踵、“鼻孔紧挨后颈”、“缕衣相接闻喘息”的景象。

在游行队伍中，反对经济紧缩政策是最常见的诉求。随着欧债危机由边缘国向核心国蔓延，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尤其是原本很少参加街头运动的中产阶级人士，惊觉舒适安逸的生活正离自己远去：子女昂贵的私立教育、私人医生的报账单，都显得格外沉重；中小企业改用家庭成员做帮手，或辞退熟练工而改聘年轻便宜的劳动力，都给在职者以无形的压力。那些有住房、有固定收入、有工作的庞大的中产阶级阵营日益疏落稀声，社会缓冲带千疮百孔。

不仅如此，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浪潮，欧洲人还未从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中回过神来，欧债危机又制造了一大片“新贫困阶层”。欧盟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字显示，欧盟2011年平均失业率为9.8%，其中西班牙独占鳌头，达22.8%，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更是达到48.9%。失业率高企，导致原本枣核形的欧洲社会结构“被瘦腰”，社会趋向简化为贫与富两大阶层。虽说“新贫困阶层”衣食无忧，但高空坠谷的落差毕竟令人痛苦。

中国古话说，“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欧洲现在正好相反，生者数目不及食客，为者与用者长期休假。经济一体化与财政一体化不平衡、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的问题在欧洲不是一天两天，早在1970年代起，“福利乌托邦”就开始寅吃卯粮。而紧缩与增长又恰似死对头，过度削减公共开支引发的增长乏力，让还债更加遥不可及。

移民替罪

然而在这场危机当中，“被贫困”了的苦主们发现自己竟找不到明确的斗争对象。“新贫困阶层”是在反抗危机、银行家和资本主义吗？还是对高额的赤字、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这些空洞的数字隔空挥拳？

情急之下，很多欧洲民众将“新贫困”归咎于前来分食社会福利的移民。社会心理的归因走向极端，就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

圣诞节前，欧洲连发3起暴力枪击案：比利时列日手榴弹袭击、意大利佛罗伦萨枪击事件和德国博特罗普市枪击案。战栗中，人们感觉伦敦骚乱和奥斯陆爆炸枪击事件的幽灵又在漂移。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到，动乱是社会弊端的指示器。欧债危机反映原来多元包容的欧洲正在合上蚌壳。

当英国社会边缘的黑人通过点燃汽车来发泄无法融入社会的苦闷时，当意大利作家用枪口指向非洲移民时，当挪威布雷维克因为反对执政党多元文化共存的移民政策而屠杀76个青年时，当吉普赛人的扒窃行为和其他族裔为了糊口的“生存犯罪”数量增多时，暴力与安全事件背后，都指向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移民。

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据欧盟不完全统计，目前生活在欧洲的移民总数在5600万至6000万之间（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移民），其中300万至400万为非法移民。

随着社会思潮的转向，欧洲移民的社会角色越来越尴尬。欧债危机一举掀翻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欧豬五国”政坛，欧洲政局实现非正常更迭，与此同时，右翼政党在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国势力上升，除了减税与削减公共开支外，右翼政党多采取保守的社会政策，对外来移民持排斥态度。

这些天，讲述多元文化冲突的电影《不可触及》（Intouchable）在欧洲引发前所未有的共鸣。上映后，欧洲观众排成罕见的蛇形长阵购票。故事主角是一个因山崖跳伞而全身瘫痪的富有白人，聘用一个刚出狱的巴黎黑人小混混做助理，贫与富、上流与下层、高雅与粗口、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礼服与运动裤……在同一个空间里碰撞，竟产生了荒诞、浓烈的友情。影片对多元文化冲突归宿的解读多了一丝温情和浪漫。而在现实中，社会阶层间的壁垒仍是“不可触及”。记者在法国戛纳，赫然看到停泊靠岸的一艘私人豪华游艇的名字就是“Dont touch”（“你别碰”号），这是多么生动的“阔人”宣言。难怪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承认，德国试图建立文化多元化社会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

“假如重新开始，我会从文化入手。”欧盟之父让·莫内（1888~1979）曾如此感慨。历史没有假设，但假如欧洲能够及时正视经济一体化与社会一体化的脱节，从二战后大规模引进移民的初期就致力于锻造文化“大熔炉”，而不是等到《申根协定》取消共同边界检查之后再急忙拦阻特定移民群体，还会有现在这么多外来移民与“土著国民”间的误会和冲突吗？

模式的贫困

现年93岁的“法国老愤青”斯特法纳·黑塞尔创作的一本小书《请愤怒吧》，成为欧洲近期多次民众抗议的“行动纲领”。黑塞尔曾遭盖世太保逮捕，两次越狱逃出集中营，并供职于联合国，因为失望地看到“曾经被抵抗运动打倒的金钱权力，如今已变得空前强大、傲慢、自私”，愤然写下了长篇檄文，呼吁“一种真正的和平暴动，反对那些只给年轻人宣扬大众消费的大众传媒，反对蔑视贫弱者，蔑视文化，普遍的失忆，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过度竞争”。

黑塞尔的“愤怒”呼喊，意在重新寻回公允、持平的欧洲价值观。欧洲在近代引领工业革命数百年，又在二战后引领地区一体化数十年，基本实现了本地区的现代化与和平，成为世界典范。然而，那样的欧洲已经回不去了。今日欧盟，俨然成了过去成功的牺牲品。欧盟国家的高福利，在掩盖危机的同时也制造着危机。希腊人拿着失业救济金在美国阳光海滩长期度假的故事让人咋舌。这种养懒人、不鼓励创新的制度设计，也迫使许多商业精英选择出走。

一场欧债危机，将欧盟“表面统一、实则缺乏凝聚力”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一个个欧洲民主国家，在国民不断罢工、示威、骚乱，以及个别极端分子的袭击中灰头土脸；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安全事务中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倒也罢了，就连在是否使用统一货币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一遇危机就想着及早散伙，难怪如今欧元被人看衰。

中产沉沦威胁国家的稳定，移民替罪则显示文化凝聚力的欠缺。在欧洲“均富、共享”神话破灭之后，关于中国强政府、低福利等等神话的鼓噪又开始甚嚣尘上。但这也不过是一阵风罢了。基辛格《论中国》对此洞若观火：中国因为自身拥有大量年轻而不熟练的劳动力，且得益于富裕、乐观、且被信用高度杠杆化了的西方购买力，曾获得了高速发展；而时至今日，中国劳动力因成熟老化而成本上升，又偏逢西方进入紧缩低谷平台期，图景正在变得极为复杂。从外部看，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关系进入调整期，而中国享受了30年的人口红利、外贸红利、外资红利逐渐消失。

改革行至十字路口，谁来继续拖曳火车头？扩大内需是公式答案，而这注定了中国要搞基本福利，不是争上天堂的福利，而是争不下地狱的福利。一种模式的贫困不意味着它一无可取，认清欧洲实践的成败得失，我们对于自己在坐标轴上的位置才能看得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