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磊

“很多欧洲朋友，他们住的房子跟我们差不多，凭什么呢？天天睡到自然醒，晚上还喝两种酒。政府给的钱不够，就示威游行，要求提高补贴。人人都这么干，社会的财富谁创造啊？”

在深圳蛇口那间面朝大海的办公室里，听麦伯良这样一个跨国企业集团的领导者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在那之前，我们深入了解过他担任总裁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下称中集）的历史，就在30年前，还是丹麦人带着美元和技术，与招商局一起，在蛇口的山脚下开办了这家生产集装箱的工厂，后来濒临破产，麦伯良和他的同事，带着一帮油漆、电焊工四处打零工才使之活了下来。

到今天，年利润30多亿，在全球拥有超过150家子公司，占据了超过50%的集装箱全球市场份额，多少有些翻身做主人的感觉。与这个国家过去30年走过的路一样，从勒紧裤带，低声下气给发达国家打苦工，到今天积累下体量巨大的财富，以至于终有了一点全球话语权。

不过，这点话语权的孱弱，麦伯良倒也是心知肚明的。在全球制造业的链条中，中国人仍然处于低端环节，赚的全是辛苦钱。所以，他把业已成熟的集装箱产业交给他人打理，自己则投入到更加高端的生产深海钻井平台的海工产业。

记得前几年，产业转型升级的话题还是学界、政界和传媒最热衷的，后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国家经济集体出了毛病，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人在产业升级这个问题上的焦虑感，如今也只剩下实业界的领袖们还在认真琢磨这些事。

在人类社会工业化的历史上，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上的跃升或者下降，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个企业和企业领袖浮沉的过程。尤其是对于麦伯良这类在自己的企业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其心智、能力和境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未来，也决定着中国实业的未来。

“中国制造”

麦伯良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上山下乡、深圳、77级、制造业等等这些他们这一代成功者身上最常见的标签，他一个也不缺，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在功成名就时都学会了包装自己，但麦伯良似乎还没有，稍微近距离接触，你就会发现，他身上依旧是一股子浓郁的带头大哥的味道。

直到现在，他还是喜欢在食堂里跟所有人一起吃喝，谁有事情，都可以围过来，聊上大半天；他会要求自己最得力的几个属下每个月都写一份思想汇报，自己一字一句回复，拿他们当兄弟子侄来培养。

在讲述自己创业艰难，遭遇官员歧视的往事时，开始还说，“名字不能告诉你”，但没聊几句，那位级别相当高的让他愤愤不平的官员名字便脱口而出，再接着索性就把肚子里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惹得属下胆战心惊，毕竟他领导着的是一家有着6万多员工的上市公司。

不过，也正是这股子真性情，让他人缘极好，成就了少年得志。33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总裁，从各方股东到一线工人，没有一个反对的。做人的成功，为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才能，在接下来20多年实现抱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在今天看起来，过去30多年，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拥有土地、环境、劳动力等成本优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势下，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是中国人胜出。但如果有心去梳理那些汇成历史大势的个案，便会发现，一切都不是水到渠成那么简单。

麦伯良反复讲过一个故事，2000年，集装箱出口到日本，有一批订单，500个是日本产品，500个韩国产品，500个中国产品。最终验收时，日本货免检，韩国货50个抽检1个，中国的则是500个挨个检。这让麦伯良大为恼火，他向日方客户提了一个建议，把3个国家的产品各随机抽1个，蒙住厂名，然后抽调20个日本专家，按照他们的标准打分评价。

日本人觉得挺有意思，同意了这个办法。3个箱子最终分别得了64分、86分、87分。“大家搶着去打开64分的，都认为肯定是中国货，一打开，全傻了，是韩国的。”直到今天，10多年过去了，麦伯良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15分钟没有人动，没人敢去打开剩下的两个箱子，因为日本人好面子，很害怕打开86是他的，87是中国的。”后来，麦伯良叫属下去揭了蒙着的红布，86分的是中国产品，日本人总算松了口气。也就是从那之后，在日本的集装箱市场上，中国货开始所向披靡。

说起这些往事，麦伯良至今还耿耿于怀。在他看来，中国制造能够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不单单是成本优势使然，更在于靠得住的质量。“中国货出一点问题，国内外媒体就大肆炒作，好像中国人就造不出好东西，成天只说中国的坏东西，不说中国的好产品，搞得全世界都误解。”

事实上，不单集装箱如此，在大部分工业品领域，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在标准化产品的生产上中国人早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高端制造领域的乏力，让中国制造距离真正赢得认可，树立起自己的形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鄙视中国制造的问题上，中国人自己比外国人的表现更让人气愤。”麦伯良说，当年广州建新白云机场，地方一位主管官员要求一律采用国际一流设备，公开招标时，故意设置了一系列针对性门槛，就为了把生产登机桥的中集排除在。后来，到了首都机场新建航站楼，中国产的登机桥早已被证明质量可靠，也已行销全球，但在A380这样的新机型上，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

尽管中国造的工业品早已风靡全世界，但很多时候，对于中国人创造力的不自信，对于中国制造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政府比民间严重得多，国内比国外严重得多。

麦伯良是个相当爱较劲的人，为了把这两件事翻过来，他四处活动，最终都成功了。不过，有一件事他却没能翻过来，那是1999年，一场在新加坡打的知识产权官司，一家美国公司告中集窃取了他们的登机桥知识产权。“完全是没影的事，可法官居然让我们自己举证是不是偷的，而不是让对方提供证据。”麦伯良说，“最可气的是，我们请了3个律师，在吃饭时，其中一个北京律师居然问我‘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偷的？连我们自己人都认为我是偷的，不相信我们自己能造好东西。”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哪里都有骗子，有混蛋，这才是人类社会的原貌，中国也不例外。但客观来讲，中国人整体勤劳、聪明、有责任感，过去几十年为全世界生产了不少好东西，做了不少贡献。算得上是全球化的模范公民。”

企业里的权力与民主

对麦伯良来说，大约到2002年，中集集团迎来20周年时，他已经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因为那个时候整个集团产量、赢利、市场占有率等核心指标都已经是全球同行里面第一了。不过，相较于带领一帮兄弟开疆拓土的快意恩仇，管理一家规模庞大的跨国企业集团，显得更加困难。

当中集的产业链从集装箱开始延伸到专用车、能源、海工、地产、金融等领域时，他一个人显然是不行的，但把自己打下的江山权力分解给别人，这从来都是件知易行难的事。无论是在与社会转型关系更密切的政治、知识领域，还是在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内部，权力分配从来都是最敏感也最重要的事。

中国制造业的辉煌，多是在这拨生于1950年代的企业家领导下创造的，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面临着如何培养下一代领导者的任务。

“最近两三年来，我身边有接近10个人，他们每个月都会书面给我一份东西，把思想、困惑、工作成效、遇到的问题和打算解决的方法等等，写给我。大部分时候我看完都会找他们面对面聊一聊，也会给他一个完整的回复，因为我在位时间很长，经历很多，我希望把那么多年来的所思所想、经验教训等都分享给这些我要培养的人。”

在坦诚地向记者阐述这些用人之道时，麦伯良看起来就像这个企业集团中的教父一样。他把这种方式总结为“扶上马，送一程”，这听起来与我们这个社会在政治等各类场域的权力交接并无二致。但是，当他和他要培养的人之间发生理念上的矛盾时，麦伯良同样会痛苦不堪。“比如有些人，我认为是人才，可我提拔的新领导一上来，也许就把这个人搁置一边了。而我又不能去强加干涉，实在难受受不了时，就一个人去游泳池里咪一会，或者强迫自己睡一觉。”

不过，麦伯良也清楚，这样的情形不是长久之计，最终还是要在企业内部摸索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化的选人模式。每年职级调整时，根据职位不同临时组织至少10人组成的联席委员会，当事人半个小时的“竞选”后，由委员会投票打分，“得票70%以上，我就履行程序批准一下，不到50%的，不用报给我，50%～70%的则由我权衡”。

最近几年，麦伯良花了很大心思在中集内部试验诸如此类的民主治理模式，对于在权力的收与放之间如何取舍，在普及团队福利与保证整体效率之间如何平衡这些事情，都进行过诸多缜密的思考。在经历了30多年开疆拓土、积累财富之后，中国大部分成功的制造业企业集团如今在人员、财富总量、产业结构方面都日益巨大和复杂，一个健康且有力的内部肌体不仅仅是它们保住现有市场份额的保障，更是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往产业链高端攀升所依赖的基础。

虽然有本质区别，但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的民主治理就像是社会民主的一个演练场，而且走得远远快于其他领域。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很少愿意对企业经营以外的公共事务发言。麦伯良其实也不例外，不过聊得深了，他倒也毫不掩饰基于个体治理企业经验得来的对国家转型的思考：“推进民主肯定是一个大方向，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共识的，但问题是民主是一个体系，有不同层次，不同内涵，我们不能只是喊口号要民主或者不要民主，而应该去研究要什么样的民主，推进民主的方式方法的问题。”

“我信仰全球化”

在麦伯良看来，他在企业内部所推行的是精英阶层的民主，但涉及全體员工切身利益的事情则要去征求全体意见。“总体来说，就是应该让那些精英人才，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住大房子，开好车。”如果将这一理念拓展到更广阔的范围内，他便觉得今天的欧洲很有问题。

3年多前，金融风暴，集团收购的欧洲一家企业跟总部申请要调薪。“我说现在金融风暴，我都减工资了，你还要求加工资，凭什么啊？他们坚持认为这是必须的。我说如果你们再说，我马上把这个企业关了。”麦伯良说，在美国的工厂也有同样的案例，“从社会角度来讲，我认为人是有基本权利的，住房，吃饭等，社会必须保障。但也仅仅是吃饭了，两碟泡菜，一碟萝卜干行了，吃什么肉啊，吃肉就要去工作，想喝点酒就得干点业绩出来，想住大房子，拼了命才行。这样才是正常的。”

过去30年，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中国人在最大程度上接受了残酷竞争型的市场社会，可以说，麦伯良的看法不仅存在于他这类企业领袖的头脑中，更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意识中。“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人人都在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激发我们的创新动力，激发我们勇往直前的精神。”所以，麦伯良相当反感那些全球化的反对者，“每次全球性的集会，都有人在那里游行示威喊口号”。

在他看来，全球化除了竞争，最大的好处还有共享。“技术用德国的，制造用中国的，融资去找成本最低的，供应链是全球的，市场也面向全球。”与绝大多数跨国企业领袖一样，麦伯良深信这才是正确的方向，但要做起来，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现在在企业集团内部，过中集日，挂中集旗，唱中集歌，“但那些被我们收购了的欧美企业，真愿意跟我们一样，拿出毕生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中集这样一份事业吗？”

所以，在未来向产业链顶端攀升的过程中，麦伯良始终觉得，虽然不能排斥引进技术、共享人类成果，但自主研发不能放弃，人不自强没有人跟你合作。“你会去找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合作吗？”

用了30年时间，中国的财富精英们终于成功跻身于全球化俱乐部，并且成为了最为坚定的信仰者，他们中间那些头脑冷静、目光长远的佼佼者，相信中国人的勤劳、聪明能够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既不能狂妄自大，更不必妄自菲薄。